张行建先生：我心目中的小说家（散文）
文/ 张望
（图1 张行建先生近照）
每一朵花儿都在微风中展示着黄金时代，每一只鸟儿都在枝头上诉说着满心喜悦。这个高朗的秋日的下午，我穿过繁华热闹的大南街，走进大南街街头的一家露天茶馆，静候一个人——我心目中的小说家张行建先生。这些年，我潜心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常在国内报刊上见到张行建的名字。他写的那些生动曲折的故事深深地吸引了我，我想找个机会将他介绍给读者。我打电话与他相约，他高兴地答应了。
大南街是重庆市合川区的老街，古已有之；大南街的露天茶馆，古已有之。不宽的街道两旁，绿树成荫，鸟语花香。那些露天茶馆，安闲地在街道两边经营。一直以来，大南街的露天茶馆一家挨一家，家家生意兴隆。就拿我现在就坐的这家茶馆来说吧，十几张茶桌散漫地摆开，每张茶桌都围满了茶客。我独自霸占一张茶桌，还真有点儿不好意思呢。
我叫了两杯绿茶。
我对服务员说，我有一位朋友随后要来，两只茶杯只冲半杯开水。服务员是那种很容易让人引起遐想的美女，不知怎的这位美女今天却没有引起我一丁点儿遐想。我的脑海里转来转去，总会转到张行建先生的身上。
茶叶还没有被水泡开，我就看见张行建先生的身影了。他上穿浅色衬衣，下穿深色长裤，衣着非常得体，颇有学者风度；他的身材微胖，走路却矫健有力。在此之前，我与张行建先生是认识的，不过也仅仅止于认识。我们虽然居住在同一座城市，但平时各自忙着各自的大事小事，较少有时间在一起交流，这也恰恰反映出当代人的悲哀。假若能以今天的访谈作为弥补，我的心里也就释然了。
我们亲切地握手寒暄。
他称我为本家，我也称他为本家。这样一来，我们的心就贴近了。他在我对面坐下。美女服务员走过来，给两只玻璃茶杯里加满了开水，茶叶就像针尖似的竖立起来，一粒一粒，粒粒向上。张行建先生抿了抿茶水，赞叹了一声：“好茶！”
我们闲聊起来。
（图2 张行建上山下乡时留影）
说是闲聊，其实我们之间的每一句话都关乎着正题。我听他谈起他的出身，他说要了解一个人最好了解他的出身。我知道很多人不愿谈及自己的出身，他却谈得相当坦诚。1956年，他出生在四川合川双槐公社鹰岩村。那个村子风光优美，有苍翠巍峨的华蓥山，有清清流淌的渠江水；渠江对岸，就是闻名遐迩的涞滩二佛。他出身于教师世家，爷爷解放前在成都的大学教国学，与著名历史学家张森楷相交甚深；父亲在四川省岳池县中学教语文，1958年被错划为右派下放到农村，当然这也给他家带来了苦难；母亲呢，是四川合川双槐公社鹰岩村小学的普通教师。基于这样的因素，后来的张行建先生依然选择了教师职业；后来的后来，他的女儿也依然选择了教师职业。他的女儿名叫张杨，在对教育事业的追求方面走得更远，相当年轻就获得了博士学位，现在是重庆师范大学副教授。
了解到这样不平凡的家世，我的心里不由得发出一阵阵感叹。
瞧这一家子，四代人献身于教育事业，即使家庭成员蒙冤受屈仍痴心不改。这是怎样一种情怀呢？鲁迅先生说的“我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牛奶，血”，不正是他们一家人的生动写照吗？单说张行建先生吧，他的学生已经遍布祖国和世界各地，有科学家、教育家、飞行员、公务员……当然这其中也包括他的女儿。当说到这里时，我看见他的嘴角露出了笑容。他的笑容相当骄傲，尤其是在说到自己的女儿时，他的那种骄傲的笑容更是溢于言表。这不仅仅是缘于对女儿的爱，更是缘于对人民的教育事业的爱。
张行建先生呷了一口茶，把茶杯轻放在桌上，继续谈着他的人生。
“我虽然出身在教师世家，可是我并没有接受过完整的教育。因为父亲的原因，我的少儿时代过得很苦。我五岁半提前上学，跳过一、二、三学期，从小学第四学期开始读书，而读到小学四年级之后不久便辍学了；后来呢，我又在双槐公社中学上了一年半初中。文革时期，我插队到合川大沔公社当知青，吃过的苦更没法诉说。再后来，我也安心在大沔公社当农民了。可是1977年恢复高考，我竟然考取了合川师范学校。这在当时可是一件大喜事啊！”
他发自内心地笑了起来。之后，他又用相当平和的语气，继续着下面的讲述。
他在合川师范学校就读英语专业，心想这下可以坐下来认真读书了吧。可他又没有想到，当时各地急需英语教师，他只上了一年半的师范学校，就被快速分配到了合川渭溪中学任教，不久又调到合川小沔中学任教。后来，他还去过很多地方，包括云南昆明、四川宜宾等地。但不管去到哪里，他必定是去到那里的学校任教。
（图3 人民教师张行建）
听着张行建先生平和而富有磁性的话语，望着张行建先生宽阔而富有生气的脸庞，我感到一股暖流通过了我的全身。我惊叹他的人生多姿多彩。他曾经失意过，曾经得意过；曾经欢乐过，曾经痛苦过。我记得有一位小说理论家曾这样说：凡是在生活中失意过、得意过、欢乐过、痛苦过的人，都可以成为小说家，只要他能找到开启小说大门的钥匙。我不禁思忖起来，张行建先生是怎样找到那把钥匙的呢？
一只小鸟飞到我们的茶桌上，扬头对着张行建先生婉转鸣叫，难道她对这个问题也感兴趣？
“你是怎么写起小说来的呢？”我这么问了一句。
“写小说，是我近几年的事。”他微笑着回答，接着又娓娓地讲述起来。现在，已经六十多岁的他受聘于重庆市合川卓尔实验学校，负责行政工作。而在此之前，他在云南育才教育集团与作家任正铭再度共事的时候，任正铭送给他一本小说《偏岩》。任正铭曾与他同在渭溪中学任教，张行建先生捧着《偏岩》反问自己：“任正铭能写小说，我为什么不能写小说呢？”他意识到，自己有那么厚实的生活底子，不写出来多可惜啊。他开始写作了，不断地写，写，写……这样，一部部中短篇小说在国内报刊上发表出来了。他仍不满足，又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几年下来，共计一百余万字的三部长篇小说也先后竣稿了。说到这里，他顿了顿，十分谦虚地说，“其实，我无心当小说家。我之所以写小说，是因为生活促使我写。我没有学习过文学理论，我只是熟悉生活中的很多故事，我只是想把这些故事写出来。写多了，写久了，我对小说就有了一些认识。我个人认为，短篇小说重在角度，中篇小说重在深度，长篇小说重在高度。要说文学理论，这就是我的文学理论。我正是这样从事小说创作的。”
这一番真情告白，让我感动得无以复加。我一直研究中外文学理论，那么多文学流派让我眼花缭乱，甚至让我弄不明白创作怎样才会好。张行建先生这么一说，我想起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模仿说”，他认为“文学是生活的模仿与再现”；我想起了英国文学理论家福斯特的《小说面面观》，他断言“小说就是讲故事”；我想起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的“获奖辞”，他面对全世界发出声音：“我是讲故事的人！”而张行建先生正是以自觉和不自觉的创作实践，佐证着亚里斯多德的学说，佐证着福斯特的断言，佐证着莫言的声音。我认为，这就是张行建先生开启小说大门的那把钥匙。无庸讳言，张行建先生的创作是成功的。单说团结出版社出版的这部中短篇小说集《阿呸传》，张行建先生不仅把故事叙述得生动有趣，而且将人物塑造得活灵活现……
（图4 中短篇小说集《阿呸传》封面）
现在，谁也无法否认这样的事实：张行建先生是讲故事的人，是名副其实的小说家。
太阳即将落山，晚霞映红了半个天空，多么辉煌，多么壮观。不知不觉间，两三个小时悄然而逝。美女服务员来收拾茶杯，她说她要下班了。我只得与张行建先生握手言别。我再一次穿过繁华热闹的大南街，望着那些个露天茶馆，不觉想起文学与茶馆的渊缘。茶馆自古为讲故事说评书之所，就连《水浒》这样的名著也是在茶馆里口口相传，最后才由文学家施耐庵定稿的啊。看来，今天选择在茶馆访谈我心目中的小说家张行建先生，非常有意义……
（中短篇小说集《阿呸传》，张行建著，团结出版社出版，本文系该书的序跋。）
来源：重庆市合川区作家协会会刊《钓鱼城文学》（微信公众号）
作家简介
张望，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重庆市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重庆市合川区作家协会主席。主要著作有：长篇小说《三个阴谋》，散文集《警花情事》，报告文学《乡官的金钥匙》《忠诚的誓言》等。长篇小说《三个阴谋》曾由国内10余家报刊连载，散文代表作《母亲的诗》入选人教版中学《语文》教材，并进入庄严的中考试卷。《人民日报》《人民公安报》《重庆日报》等报刊对他的创作进行了评论。
核稿：张 望
审稿：陈子明
编辑：邓 川 沈仁桧
供稿：京视网重庆选题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