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河边上的童年（散文）

文/ 谢建平

古城咸阳是中国第一帝都，中国几何中心，大地原点所在地。它距西安20公里，是西北重镇，丝路名都，兵家必争之地。它深藏在八百里秦川的腹地，关中平原的母亲河——渭河流经咸阳，渭河以北是城区，渭河以南是乡村，河南街因在渭河以南而得名。汉朝以后，渭河南岸的运输都要经过河南街北门乘船到咸阳，河南街就成了西安至咸阳的交通要道和商贸大街，一派繁华景象。解放后，渭河上架起了铁路桥和公路桥，河南街昔日的热闹就再也没有了，成了一个被遗忘的小山村。

河南街南北朝向，足有一公里多长，街道宽宽的，走在街上仿佛还能听到千年前马车声的回响。东西两面，巍峨雄伟的土城墙像山一样，更像巨龙一样拱卫着河南街。靠近南门，是河南街中心小学校。河南街民居是典型的陕西关中地区的砖木建筑，“陕西八大怪，房子都向一边盖”。家家房前屋后都栽着槐树、榆树、皂角树和各种果树，有的长成参天大树成为了镇宅树，这些大树承载了河南街历史的变迁和主人家几代人的记忆。

村北门外，河岸边上的最高处有座龙王庙。我家就住在村北头，我家八口人。我于1959年7月出生，父母都是农民。父亲担任过生产队长、蔬菜技术员。外祖父是共产党员，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外祖母是家庭妇女，她家务事样样能干，一家人的衣服从纺线、织布、裁衣、缝衣全是外祖母做的。我有一个哥哥和两个妹妹。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社员按劳动日计酬，男全劳力每个劳动日记工十分，女全劳力每个劳动日记工七分，我上小学时利用假期回乡劳动每个劳动日记工五分。由于劳动力价值低，到年底分红我家也只能分到几十块钱，平常以玉米、红薯、高粱等杂粮为主食，荒年以野菜、树叶和包谷面蒸在一起充饥，秋冬季节连树叶子、野菜都没得吃。一年到头，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到猪肉和白面馍，才能穿到新衣服，所以小时候我天天盼着过年。

我有几个小伙伴。一个叫“大头娃”，他个子不高，但头很大。他好收藏毛主席像，可能是音乐世家的缘故，他吹拉弹唱都会。一个叫“群牛”，他从小泄顶，我们那里的人都说泄顶的人聪明。他是个玩家，“打猴”，滚铁环，甚至女孩子玩的踢毽子、跳绳都玩得精熟。还有一个叫“铁蛋”，他长着浓密的卷发，方脸，高鼻梁，大眼睛，在我们中间很有号召力，是个“娃娃头”。我呢，个子高挑，眉清目秀，像个书童。我们都穿着自己家纺织的粗布衣服，“大头娃”从小没有母亲，一年四季都穿着补钉摞补钉的衣服，还脏兮兮的。我不但没有嫌弃他，而且我们还特别要好，两家大人也都知道我们耍得好。我们经常在一起放羊，割猪草，有时还一起去城里玩耍。

春天，大地苏醒，城墙上长出来茂密的草，绿茵茵的，我们几个小伙伴就结伴到城墙上去放羊。那时根据各家各户的需求，有的家里养的是绵羊，有的家里养的是山羊，但每家养羊不得超过三只，否则就要被割资本主义尾巴。我们放羊的时候，用缰绳一头套在羊的脖子上，另一头用一个大钉子扎在地上，等羊把周边的草吃完了再换个地方。这样我们就可以腾出时间去割猪草，有时也玩“拍画片”、“栓绞绞”等游戏。我呢，在割完猪草以后，就爱躲到一边去看小人书，那时候我有十几本小人书，一本一本都在放羊的时候看完了……等羊吃饱了，篮子也割满了猪草，我们就可以满载而归了。尽管每天干活很累，而且饥肠辘辘，但回到家里，听到大人们的表扬，我们还是挺高兴的。
夏天时候，村子里像在盆地里一样，闷热不透气，蚊虫也很多。晚饭后，我就随大人带着席子和薄被到城墙上去纳凉，听着田里的蛙鸣，数着天上的星星，在不知不觉中就进入梦乡了……早晨，大人都上工了我才睡醒。醒来以后，我站在高高的城墙上，睁着朦胧的眼睛，迎着冉冉升起的太阳，闻着迷人的乡土气息，心里感到非常的惬意。远远望去，河面的水花在曙光的照耀下波光粼粼，打鱼的船只像梭子一样来来往往。城墙脚下，一望无际的金色麦浪展示着丰收的景象，蝉的歌唱声预示着农民渴望已久的夏收季节即将来临……

秋冬季节，我们这里麻雀很多，麻雀是“害虫”，人人喊打。每到夜幕降临，麻雀就会回窝去睡觉。我们几个小伙伴夜深人静时就去掏麻雀，群娃负责搬梯子，大头娃负责掏窝，娃娃头负责照电筒，我只负责收麻雀。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居然掏到了十多只麻雀。我们在城墙边上找个避风的地方，给麻雀身上抹上黄泥架在火上烤，不一会就闻到了香味。我们都流口水了，娃娃头把烤好的麻雀一人一份，大家马上就狼吞虎咽地吃完了。真香，真香，太解馋了！

1968年初春，我们几个小伙伴上小学了，而且分在一个班。河南街小学是中心小学校，方圆几公里的农村、工厂和其它单位的小孩子都来这里上学，学校师生有600多人。校舍是仿明清建筑，雕梁画栋，飞檐走壁，典雅古朴。由于我们几个家庭出身都是贫农，所以小学一年级我们几个小伙伴都加入了少年先锋队，而且都当了班干部。

渭河，是黄河最大的支流。渭河从咸阳城区穿过，让这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古都，多了一份润泽，造就了一个水景相依、水城共融的生态城市。我从小饮渭河水长大，与渭河有着太多的依恋。夏天渭河的水很清澈，我们就到渭河游泳，抓小鱼，摸螃蟹；冬天渭河结冰很厚，我们就到冰上溜冰，滚铁环，“打猴”……一年四季，我们最多的还是过河到城里去。由于农村没有商贸，我们要把自已家的鸡蛋、水果等土特产拿到城里去卖；但都是“偷偷摸摸”的行为，因为当时这叫“投机倒把”，一旦抓住东西就会被全部没收。加上农村没有文化娱乐场所，有时看戏看电影，我们也得到城里去。还有每年过年前，我们也要到城里去洗一次澡，理一次发……

尽管到城里去心怀胆怯，但我们还是非常喜欢去。一是我们羡慕城里人的工作和生活，城里人吃商品粮，拿工资，穿得好看，八小时工作制；二是我们到城里去可以坐船，我那时觉得坐船非常好玩。因为渭河上的大桥离我们村比较远，所以我们到城里去，大多时间都是乘船去。从村里去渭河边乘船，要经过大约一里路的沙滩。这个沙滩对我来说是最难走的路，冬天天寒地冻，穿得又单薄，西北风卷着沙子打在脸上像刀割一样；夏天走在摄氏50多度的沙滩上，双脚好像踩在了风火轮上，只能跑不能走更不能停，否则双脚就会烫伤起泡。船是木制的，一次可乘坐二十多人。这种船不是用桨划而是用篙撑，行船相当慢。我坐在船舱里，还时常拿着《语文》课本，认真地背诵课文。当课文背下来以后，我就会扭头往河里看，往远处看。我时常看见一群小鱼儿在清澈的河水中欢快地嬉戏游玩，时常看见几只红雁时而在浅水里觅食时而又飞上天空……不知不觉间，船靠岸了。下了船，步行十分钟就到城里了。

1970年冬天，在“农业学大寨”运动的号召下，生产大队作出决定：扳倒城墙造地三百亩！全村男女老少齐动员，一个月时间两面古老的城墙就被夷为平地。此后，村里经常刮大风，人和房屋都灰头土脸的。后来渭河由于污染严重，水土流失，不是洪灾就是干枯，有一次涨水把村子都淹了，农田也淹了，特别是大水把龙王庙都淹了。浑浊的黄泥水像毒蛇猛兽一样，咆哮着，怒吼着，似乎在诉说着自己的委屈和无奈……

1972年冬天，教育实行改革：“小学五年制，村村办小学”。我们迎来了统一组织的升学考试，我《语文》考得很好，得了高分。我至今都还清楚地记得，我写的作文题目是《记一个苦大仇深的老贫农》。这篇作文还由广播电台进行了广播，我一下子就出名了。体育我也得了高分。我成了全县的“红人”、“名人”，加上出身好，也就被顺利推荐升学了……

时至今日，我还时常回忆起渭河边上的童年。有人说童年的孩子是一朵花，有人说童年的孩子一只果，有人说童年的孩子是一片懵懵懂懂的聪明……我说，不管童年的孩子是什么像什么，只要是热爱学习，坚持学习的童年，即使从那艰难困苦的岁月中走过来的孩子，最终也能获得成功。

作者简介

谢建平，陕西咸阳人。中共党员。在职研究生学历。1959年7月生，1978年3月入伍，1979年2月参加对越自卫还击作战。曾任武警某部政治部主任，大校警衔。系重庆科技学院兼职教授，有多篇论文、书法作品在军内外报刊发表，其中一篇论文在国家级核心刊物《武警学院学报》发表。

核稿：张  望

审稿：陈子明

编辑：邓  川  沈仁桧

供稿：京视网重庆选题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