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秦观

张允乐

初读秦观，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他的《鹊桥仙·纤云弄巧》。最后面的“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一下子把我震住了：十四个字的大白话，把无奈说成了旷达，把眼泪写成了笑靥，字无生冷，文不着力，却能沁洇入骨，让人心疼。而在疼中又能滋生出丝丝缕缕的爱意来。

后来断断续续地读了秦观的大部分词作，发现贯穿始终的主线好像就是一个愁字。润物无声的春雨，被他写成“无边丝雨细如愁”；繁花缤粉的场景，到他笔下变为“飞红万点愁如海”，就连夏繁冬凋的寻常树木，在他眼里也是“一年十二度，此树最牵愁”。总之，他就是泡在愁海里扑腾打滚，不肯自拔。

细论起来，秦观的愁是有根由的。他天性柔弱，多愁善感。对季节轮回、花荣草枯、人间冷暖有着异于常人的敏感。加上他仕途坎坷，命运多舛，导致他“男子作闺音”，以男人的视角洞察女人和世事，又借女人的口吻诉说心里的愁绪和块垒，被王国维说成是“古之伤心人”。不过，秦观的愁，既不是无病呻吟，也不是为赋新诗，而是被现实的鞭子抽出来的，被生活的大山压出来的。换句话说，他是应该愁而且有资格愁的。细察秦观一生，似乎没有多少时间是不愁的。他虽然满腹经纶，少有文名，但屡试不第，36岁时还是个无业游民，靠亲朋的接济度日。在那个盛行30而立和学而优则仕的年代，他想什么愁什么，愁一事无成，愁愧对恩师。“酒困路长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看似闲适之语，透露出来的却是无所适从的焦虑和心酸。北宋元丰八年，在苏轼的鼓励和点拨下，37岁的秦观终于考中进士，并在苏轼的举荐下入朝为官。按理说，这下应该春风得意了吧，起码应该不愁了吧。但好景不长，从“定海主簿”到“国史院编修官”，连头带尾十年时间，先后干了五、六个差事。前头的几个不足为道，只有最后的编修官像点样子，但按级别也只相当于现在的副处。就是这样的官职干了不到一年，也就是在秦观刚刚缓过点气来，看到点希望时，厄运突降。宋绍圣四年，庙堂党争，苏轼失势。秦观遂以“影附苏轼，增损实录”的罪名被逐出汴京。从杭州到处州，再到郴州；接着从横州又到雷州。六年五贬，越贬越远，越贬越荒，越贬越惨。开始三站，还穿着官服，像是个犯了错误的干部。到横州则被“削制”，也就是开除公职，取消俸禄，沦为平民。这在当时是对士大夫最严厉的羞辱。在处州时，他写“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迷惘，苦闷，浑浑噩噩，找不到方向。到了郴州，他愈发迷茫。“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寻处”。他一直寻找的的桃园在哪儿呢？也许是繁华的汴京，也许是故土的高邮，也许是恩师苏轼所在的地方。可现在什么都找不到了，他愤懑、绝望。于是，他又写“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是啊，我本来干得好好的，又没犯什么错误，为什么要把我折腾到这个地方？这既是问自己，更是问世道。当然，这注定是个无解之题。苏轼后来读到此词，感慨不已，把后两句写在自己的扇面上。到了横州，除夕之夜，馆冷灯昏，倍感孤独，“衡阳犹有雁传书，郴阳和雁无”脱口而出。好在横州有个祝书生，有时会请他喝点小酒。酒肆外，有一片野生海棠林，林旁有一条小溪，溪上有一座石桥，人称海棠桥。秦观喝多了，有时会到石桥上坐坐，然后躺在海棠树下鼾然大睡。一次酒醒，看看眼前景，想想过往事，即兴写下他自创词牌的词《醉乡春》，末尾一句是“醉乡广大人间小”。他借酒浇愁，故意用酒精麻醉自己。但醉乡再广大，毕竟不是归宿；人间本无垠，对他来说却很小很小，小到容不下一介书生。而最惨的还是最后一站的“编管雷州”。雷州在海南岛对岸，是当时极为偏僻的“天涯海角”。秦观寄居在城西天宁寺的僧舍里，穷困潦倒。语言不通，无人交流，那种孑然一身，与世隔绝的日子，用度日如年一词都不足以形容。不要以为“编管”是个什么职务，所谓编管，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册上有名的正儿八经的的管制分子。从繁华都城到天涯海角，从京城官员到流放犯人，这种判若云泥的落差怎不让人崩溃。就这样，秦观贬谪一路写一路，越写越愁，越愁越写。有人统计和分析过，秦观贬谪途中的词应该有大几十首，现在存世的有24首，这是秦观词作中最精华的部分。其词风也由原来的柔婉演变为凄婉，愁的分量不断加码，似乎有了可以触摸的体积和重量。据说，秦观在贬谪途中也有花絮：那是他途径长沙时，遇到一位疯狂挚爱他的铁粉，史称“长沙义妓”，两人身心相契，引为知己，但因秦观戴罪之身而无法相随同行，这就成了旧愁难消又添新愁。别后的第二年七夕，秦观为此写下了让天下人无不动容的千古名句“纤云弄巧，飞星传恨”。贬谪生活苦撑苦熬六年后，朝堂易主，宋徽宗大赦天下。52岁的秦观和64岁的苏轼，在遇赦北归途中相遇。容颜之衰，苦难之深，前路之渺，让两人相拥而悲。别后，秦观泣泪写下绝笔：“南来飞燕北归鸿，偶相逢，惨愁容····别后悠悠君莫问，无限事，不言中”。不是没有事而是无限事，无限事为什么又不说呢？是不必说也无法说。三个月后，秦观在广西的滕州去世，苏轼闻讯悲痛万分，说“秦观已矣，虽万人难赎。”

有人不喜欢秦观，说是一个大男人，整天悲悲戚戚的，故作羸弱的小女人状。开始时我也一样，觉得秦观的词太软，没有“大江东去”“醉里挑灯看剑”有筋骨，有嚼头。实际上，这是没有读懂秦观。秦观的词和他的天性一样，有点像水，看似柔弱，却能穿石。单就写愁而论，婉约派中高手如云。前有李煜，后有易安，比他稍长的柳永，也是“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处在这种境况下，秦观能够突破重围，自成一家，乃至被后世推崇为婉约派词宗，自当有其赢人之处。依我之见，读秦观的词得静下心，慢慢来。像是饮一杯温酒和好茶，要双目微闭，细啜慢品。至于环境，最好是在微雨的清晨或薄雾的黄昏，有点柔软，有点朦胧，有点缠绵，才能契合他的词境。不必在意檐下的雨滴和些许的嘈杂，那也许是不经意间的极好点缀。只有这样，才能得其真味，悟出他和别人的区别来。比如，同样是写愁，晏殊的“无可奈何花落去”，贺铸的“梅子黄时雨，”是似有若无的闲愁，美而不痛；李煜的“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是国愁，壮阔但遥远，因其身份太过特殊。李清照的“寻寻觅觅”，写的是闺愁，用词美艳，但多少有点脂粉味。而秦观不一样。“可堪孤馆避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孤馆”，“春寒”，“杜鹃”“斜阳”，再加上个“可堪”，层层推进，步步深化，那是生命无法承受的绝望之愁。而更大的不同是，秦观之前的多数词人，写的是“普遍的感情”，“词是词，词人是词人”，词和词人之间总隔着点东西。而秦观却“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词”。他的词，鲜有家国情怀，也不说普世价值。他只写他自己，写身世，写真实。心有所想，笔有所现，不藏不掩，“用最寻常的话，写最真实的情”，“酒边花下，一往而深”。唯如此，他的词才直抵人心。可以说，秦观是典型的人词合一：他的词就是他的人，他的人也就是他的词。他把词的“情韵兼胜”、“辞情相称”推向了极致，深刻地影响了整个词坛。这是秦观对宋词最大的、根本性的贡献，得到了同代和后世的高度推崇和普遍认可。我有时甚至猜想，秦观的词不是用手写出来的。就像他的字叫作“少游”那样，短短的一生，似乎都在游走。走在赶考的路上，走在贬谪的途中，走在“佳期如梦”的幻境里。风撩起他的衣袂，雨淋湿他的发稍，雾遮挡他的视线，那些愁绪就自自然然地从心里自己流淌出来了。为此，业界给他送了个“词心”的绰号。他在风雨中走来，又在风雨中走去，把自己走成了风景，让无数后学争相捡拾他的词句。    

秦观去世五百年后，著名诗人王士禛写下“风流不见秦淮海（秦观又称淮海居士），寂寞人间五百年”之句。再三百年，又一文坛大咖冯煦这样给秦观定位“后主而后，一人而已”。

秦观走了，走了九百多年了，所幸他的词还在。他以心为词，直面人性深处的词风，能不能成为文学表现的主旨？尤其是对于今天戴着面具示人，藏着真心说话的我们，该不该有所触动？

我的问题也许找不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