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墙经典读书会举办读毛泽东书信中的抗日民族统战思想阅享会
红墙经典读书会
举办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读毛泽东书信中的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阅享会
为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近日，“红墙经典读书会”通过网络线上平台，邀请部分京内外专家、学者、作家和文史工作者及红色文化爱好者，就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的统一战线思想进行了学习、探讨与分享。红墙经典读书会自年初成立以来，以灵活多样的方式举办了多次“红墙经典图书”阅享会，结合新时代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推进，对“红墙经典”文化起到了很好的推广宣传效果。
本次红墙经典读书会，通过线上会议形式，大家结合学习红墙经典出版人杨宪金先生主编的《毛泽东书信墨宝集》一书中，毛泽东抗战时期以书信构筑起全民抗战统一体的部分文章，追忆伟人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积极统战联合党内外各界社会力量，尤其是以其高超统战艺术说服动员国民党内诸多高级将领，以呵护民族大义为重，携手一致共御外辱，最终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大家借助网络载体，积极畅所欲言，以激情感悟向伟人致以崇高敬意，以深情表达诉说厚重民族情感。在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这一伟大历史纪念的日子来临时刻，兹择选各位专家的部分发言摘要分享如下，期与广大读者共勉。
同舟共济 抗日救国
杨宪金，原中南海画册编委会主任、
西苑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
红墙经典出版人、红墙经典读书会发起人
统一战线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法宝和中国革命胜利的基本经验。
从一九三五年七七事变，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取得抗战全面胜利，在八年的艰苦抗战岁月中，毛泽东同志创造性地解决了团结全民族最大多数人共同奋斗的革命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党和人民事业的发展壮大，聚集了一支最大的同盟军。
书信是毛泽东表达思想，传递信息、开展统战工作而常用的特定的一种形式。循着毛泽东致国民党知名人土、高级将领和各民主党派的这些书信，我们不仅能够领略伟人毛泽东丰富多彩地与各民主党派、知名人土同舟共济的人生轨迹，而且可以回放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许多壮丽画面。这些书信，表达了毛泽东高超的统战艺术，而不是一般的儿女情长，始终贯穿着浓烈的家国情怀。拜读毛泽东这些书信，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各种有益的营养，受到诸多的教育与启迪。
在回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过程中，毛泽东运用亲笔书信与各方人士积极联络，争取社会各界对中国共产党政策主张的最大认同，堪称近现代“亲书政治”的成功范例。
一九三六年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的《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痛切申述,当前全国全民族的绝大危险是国民党所实行的错误政策招来的,这种错误政策必须彻底改变。
中共中央表示,欢迎蒋介石在国民党二中全会上讲话中所表现出的倾向于抗日的进步思想,同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蒋介石“依然不愿提出组织抗日统一战线的任务,依然拒绝了立即发动神圣的抗日战争”的态度,并明确提出共产党的一贯原则立场,即在抗日的大目标下,愿意同国民党“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像1925年至1927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宣布“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全国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的国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准备在任何地方与任何时候派出自己的代表同国民党的全权代表进行谈判,以期迅速订立抗日救国的具体协定。信发出以后,毛泽东还给国民党要人单独写信,希望他们利用自己的资望或地位积极响应,促成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
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三个人都亲自发动或支持过“两广事变”,反对过蒋介石,有过高举抗日义旗出师北上的义举。毛泽东抓住了这个背景和三个人的共同点,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致信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
任潮先生并请转致德邻健生先生勋鉴！
钱寿康君来,具悉贵方情形及所示协定草案,谋国伟画,无任钦迟。目前，抗日救国大计必须进入具体实际之阶段,敝方八月二十五日致中国国民党书即提出此种实际方案,现托钱君携呈尊览。诸公高瞻远瞩,对此谅有同心。当前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现贵方与南京之间虽幸免战祸，然西北方面尚未停息。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向南京当局一致呼吁,请其将仇恨国人之心移以对外,蒋介石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实为真正救国政策之重要一着。全国汹汹,抗日不成,实为南京当局缺乏抗日救亡之认识与决心,因循于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而不变。督促批判,责其更新,全国人民及各实力派系与有责焉。
贵我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实属绝对必要。兹对贵方所提草案各条,提出敝方意见,略有修改,缮写两份,仍由钱君携回，敬祈审察。如荷同意即祈诸位先生签名盖章，自存一份,以另一份再由钱君携来敝处,即成定案。起效时间,以诸位先生签署之月日为准(请填上时间)。如有尚待磋商之处,即祈惠示,往返商妥,再行确定。一俟确定之后,双方根据协定一致努力,务达抗日救亡之目的而后已。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驱逐出中国,将于贵我双方之协定开其端矣。专此奉复。
敬颂
勋祺
毛泽东
九月二十二日
在信中,毛泽东直言指出,中国共产党在8月25日致中国国民党书中提出的救国大计方案必须进入具体实际之阶段。“当前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向南京当局一致呼吁,请其将仇恨国人之心移以对外,蒋介石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实为真正救国政策之重要一着。全国汹汹,抗日不成,实为南京当局缺乏抗日救亡之认识与决心”,以及“因循于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所致,这不仅指出了国民党面临的任务,而且也道出了消极抗日的危害。国民党政府能自觉省悟,固然很好,若不自觉,就应“督促批判,责其更新”,这是全国人民和各实力派共同的责任。最后,毛泽东指出,有必要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使之成为中华民族不亡的开端。
战场上的毛泽东,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他提挈千军,席卷天下,大刀阔斧,雷厉风行的品格,在此信中亦有所体现。毛泽东认为,致中国国民党书既然已经提出抗日救国大计，就必须立即付诸实施,订立协定,并将此视为抗日救国的开端。言而不行,不若不言;行而不果,不若不行。毛泽东那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使他对看准了的事情,一旦决心要干,就要彻头彻尾,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驱逐出中国,将于贵我双方之协定开其端矣”。此句充盈阳刚之气,如霆如电,风驰电掣,又如决大川,浩浩荡荡,具有无可辩驳的逻辑力量和义无反顾、雷霆万钧的人格力量。
今天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八十周年之际，我们通过网络邀请各位专家，聚焦抗战，追忆伟人统战思想，我的发言只是个开场白，算是抛砖引玉，希望诸位专家、学者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共同追忆八十年前我们中华民族那段难忘的奋斗历史。
高超的统战艺术
周留树，中央档案馆正局级研究馆员，
中央档案、毛泽东文稿和图书原管理员
毛泽东在统一战线理论形成和实践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展现出高超的统战艺术。在不同的革命时期，随着革命的对象和目标的不同，统一战线中联盟的对象和相应的原则策略也不同，毛泽东总是及时调整自己的统战思想，并将之变成党和军队的方针政策，变成革命队伍中每个人的自觉行动，同时毛泽东抓住每一个机会，在一些重要场合，对各种重要的统战对象通过直接交往，运用不同的策略，晓之以义、动之以情，予之以利，用他巨大的人格魅力来吸引他们、感染他们，使他们折服，且与对党的信任融为一体。
自1935年末对统战对象展开亲书攻势后，毛泽东的相关书写活动在1936年西安事变前形成了一波高峰。红军东征胜利后，毛泽东于5月25日分别致信阎锡山及其晋绥军部将，晓以统战抗日之民族大义。8月13日，毛泽东又分别致信杜斌丞、杨虎城，敦促对方明确表态。
在敦促西北军领导人物积极行动的同时，毛泽东按捺不住急迫的心情，于8月14日一天写了7封信，分别致信韩复榘、张自忠、刘汝明、宋哲元、宋子文、傅作义、易礼容。其中，韩、张、刘、傅以及宋哲元，皆为国民党当局镇守一方的军政首脑，毛泽东审时度势，尽可能寻觅抗战的同道中人。
为促使张学良早下决心,把思想、行动统一到抗日救国上来，一九三六年十月五日,毛泽东又致信张学良。
汉卿先生阁下：
中国共产党建议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一年多了,虽已得到全国人民的赞助,但中国国民党不但至今采取游移不决态度，而且当日寇正在准备新的大举进攻时，反令胡宗南军深入陕甘配合先生所指挥的部队扩大自相残杀的内战。我们正式宣言，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不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静待国民党当局的觉悟,仅在国民党军队向我们攻击时我们才在自卫的方式上予以必要的还击,这同样是为着促进国民党当局的觉悟。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岐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即祈当机立断,立即停止西北各军向红军的进攻,并祈将敝方意见转达蒋介石先生速即决策,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拟具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送呈卓览。寇深祸急,愿先生速起图之。
毛泽东 周恩来
十月五日
此信首先表达了毛泽东对张学良的尊重和中共联合抗日的诚意。接着,回顾了中国共产党自 1935 年8月 1 日发表《八一宣言》以来,全国人民抗日救国运动风起云涌的抗日形势,以及国民党置日寇加紧扩大侵华的事实于不顾,顽固地执行“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现实。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妥协退让,对内则扩大内战,大肆镇压各地的爱国进步力量,以致举国上下人心激愤,民怨沸腾。特别是胡宗南军深入陕甘,配合张学良部“剿共”,这些与中共的主张是不相容的。在信中,毛泽东重申“为了迅速执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只要国民党军队不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与侵犯红军的抗日后方,我们首先实行停止向国民党军队的攻击,以此作为我们停战抗日的坚决表示”。呼吁是为了唤起国民党当局的觉悟,必要的自卫方式上的还击,同样是为了唤起国民党当局的觉悟。
毛泽东对张学良所处的地位进行了分析,指出“先生是西北各军的领袖,且是内战与抗战歧途中的重要责任者”,如能顾及中国民族历史关头的出路,希当机立断,立即停止向红军进攻，互派代表谈判停战的具体条件,并对张学良提出了“愿先生速起图之”的迫切要求。
这就充分显示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希望通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达成全国共同抗日局面的诚意。浸透着毛泽东作为政治家特有的远见卓识和作为革命家博大恢宏的浩然气势。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毛泽东没有盲目乐观，“亲书政治”亦未就此罢手。12月27日，他致信韩复榘，希望在确定救亡大计等方面与对方有切实的合作。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毛泽东除积极动员国民党内爱国人士和将领外，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泛发动社会知名人士、民主党派制造舆论，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抵御外侮。在统战工作中他还有着坚定的原则，但是同时又注意策略的灵活；他又斗争又团结，以斗争达到团结；通过他们去带动一片，从而形成“众星拱北、人心向党”的局面。
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
王德春，中央政策研究室综合司原司长，
毛泽东晚年图书管理员
1936年10月，毛泽东在陕北会见美国记者斯诺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指出日本的侵略“已经严重到中国一切力量都必须团结起来的程度。除了共产党以外，中国还有其他的政党和力量，其中最强大的是国民党。没有国民党的合作，我们目前的力量是不足以在战争中抵抗日本的。南京必须参加。国民党和共产党是中国两大政治力量，如果他们现在继续打内战，结果就会对抗日运动不利”。
毛泽东还谈到:甚至在国民党里的许多爱国分子现在也赞成同共产党联合。“甚至在南京政府里的抗日分子和南京自己的军队，今天都为了我国民族存亡而准备联合起来。”
毛泽东向斯诺表示:如果国民党政府愿意接受中共的建议，实现合作抗日，“共产党、苏维埃政府、红军愿意停止内战不再企图用武力推翻南京政府，服从代议制中央政府的最高指挥”，并在不影响红军和共产党的独立地位下，“红军愿意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放弃苏维埃的名称，在抗日备战期间修改土地政策”。
在统战工作中，毛泽东十分重视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统一。因为他知道，统战工作一定要有很强的原则性，没有原则性，共产党就会丧失自己的目标；而没有灵活性，就会丧失很多机遇。他曾告诫党的干部，原则问题上不能让步。在原则许可的范围内，因时而宜，灵活机动，以便更好地坚持原则。他还曾经用中国古代的钱币——铜钱打了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他说：做统战工作的同志，要像铜钱那样，外圆内方，做工作时要圆、策略要圆，但是，内心要方正，原则不能丢。
易礼容并非国民党军界政界显要人士，当时不过是在中国劳动协会“工人勇进队”谋到参谋长一职。但易礼容曾经加入中国共产党，“马日事变”后为中共湖南省委代理书记，直至1928年才与党组织脱离关系。毛泽东不忘旧友，更因为对方“从事群众工作并露合作之意”而欢喜。
此番给他去信不仅是接续友谊，更是托付以重任：“上海工人运动，国共两党宜建立统一战线，共同对付帝国主义与汉奸，深望吾兄努力促成之。”为对方免祸起见，此信落款特意署名为“杨子任”。毛泽东曾与杨开慧结为伉俪，“子任”是他曾用的笔名，故人一见即知。毛泽东的统战灵活性，由此信可见一斑。
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
马志强，潍坊杨家埠木版年画院院长，
北京崇德堂博物馆中国木版年画专业委员会主任
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是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的基础上，结合了中国基本国情形成的。它的主要思想是毛泽东思想，它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统一战线思想在中国的延续与发展。统一战线被中国共产党运用在整个革命中，通过不断的研究实践，形成了很多重要的谋略方法与原则：
第一，统一战线要保持无产阶级和它的政治党派的独立自主的原则。独立自主顾名思义就是在统一战线中，虽然无产阶级和它的政治党派要服从组织，思想和政治要高度统一，但是也要有自己的主权，它们不受别人的控制或支配。
第二，统一战线要坚持团结大多数、区分对待、具体分析的原则。中国共产党在革命中遇到过顽固派，他们思想顽固，不容易击破。而中国共产党运用的是“逐个击破、反对少数、争取多数、利用矛盾”与 “我不主动挑事，反击要在优势情况下进行，对顽固势力的反击要适可而止”的谋略原则。
第三，结合谋略的灵活性与原则的坚定性的原则。毛泽东强调，“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统一战线虽然倡导统一，但是并不代表没有自己的主权，无产阶级和它的政治党派都有自己的独立性。要反对少数，各个击破，要抓住主要敌人，不要树敌过多。
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是一个整体，在整体不变的情况下，随着逻辑的变化而变化，即统一战线会伴随着革命时期和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在我国的革命道路上，中国共产党一直都依据每个革命时期的矛盾改变统一战线的范围、性质、目标等，使统一战线适应革命的每一个时期。所以，中国共产党一直都在各种形势下尽可能地团结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从而先后赢得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个又一个胜利。
西北议和 联合抗战
程更新，原解放军画报出版社副社长
一九三六年，于学忠与张学良等东北军爱国将领， 对丢失东北本不甘心，都想与日军决战，夺回东北。他们无心与红军作战。西安事变之前，张学良主持召开高级将领会议，于学忠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张学良向于学忠透露“兵谏” 的想法，于学忠完全同意并在“八项抗日主张”上签名，配合张学良和杨虎城的行动。 西安事变后，他奉张学良之命，全权负责东北军，并与杨虎城联手行动，共同抵制南京政府派兵进逼西安。
毛泽东为了促成统一战线，主动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致信于学忠，向他提出停战联手抗日问题。
于主席勋鉴:
两军相处密迩，未能通候，甚以为歉。夙稔先生热诚爱国、对日抗战早具同心，而西北停战议和，首先贵我两军停止自相残杀，实为刻不容缓。兹派彭雪峰君晋谒崇阶，申述敞方联合救国之旨，敬祈不容赐教，指示一切。抗日合作成功之日，两军之利，抑亦民族国家之福也。专此。
即颂
勋祺。不一。
毛泽东
九月二十二日
毛泽东这封信不太长，约150字，谈了四层意思。一是说明两军都在一个地区，一个战场，却处于对立状态，缺少友好往来，这是遗憾的事。二是西北地区停止内战，联合抗战，涉及各党各派，各路军事力量，但首先是于先生指挥的部队和红军停战议和。因为这是西北战场最主要的部队。这两支部队停战议和，将会给其他部队联合抗日做出示范，起到重要作用。三是为加速停战议和联手抗战，我方将派彭雪峰(即彭雪枫——作者注) 前往贵处通报我联合救国的想法，具体洽谈有关问题，请予接洽并赐教。四是联合抗日是件大事，关乎国家民族存亡，也关乎两军利益，我们一定高度重视，努力做好。
毛泽东这封信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对于学忠和很多爱国将领起到重要作用。于学忠在看到毛泽东的信后，他很赞成共产党的政策，并坚定了抗战的信心。于学忠不仅在抗日战争中积极抗战，做出重要贡献，还反对国民党内战。在国民党败逃台湾时，他毅然决然留在大陆，参加建设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于学忠任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1955年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年任国防委员会委员。
于学忠（1890～1964）字孝侯，国民党抗日爱国将领，陆军二级上将。山东省烟台市蓬莱市(今蓬莱市)小门家镇于家庄村人。于学忠生于旅顺，少时就读于黄县崇实中学。后随父亲在军营中生活（父亲是毅军宋庆部下）。曾任排长、连长，河北省人民政府委员，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河北省人民委员会委员兼河北省体育运动委员会主任。1956年被选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3届中央委员。1964年9月22日病逝于北京，终年74岁。
辩证看待团结和斗争的关系
王霞，中国作协会员、原武警政治部文艺创作室作家
在统一战线中，毛泽东辩证把握团结和斗争两个方面的关系，又团结，又斗争，展现出高超的统战艺术。
“因为中国带买办性的大资产阶级是分属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在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尖锐地对立着的时候，在革命主要地是反对某一个帝国主义的时候，属于别的帝国主义系统之下的买办阶级也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和一定时间内参加当前的反帝国主义阵线”。
华北事变发生后，日本帝国主义独霸中国的野心逐渐暴露。毛泽东深刻分析了国内外局势，提出要建立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还明确提出要和中国的大资产阶级结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是这些大资产阶级本身又存在着反动性，因此在和他们联合的时候又要注意斗争，以斗争的手段，达到联合的目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对蒋介石为代表的大资产阶级，就是采取这种又斗争又团结的方法，使他们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为中华民族的抗战大业服务。
当蒋介石国民党在抗日的问题上表现出一定的积极性，对共产党也较友好的时候，毛泽东根据情况，对国民党采取团结为主的政策，肯定和宣传国民党军队抗日的事迹，又对其不敢放手发动群众的一面进行适当的斗争。
当抗日战争进人相持阶段后，蒋介石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连续发起三次反共高潮。此时，毛泽东对国民党又采取以斗争为主的政策，不仅仅是政治上、宣传舆论的斗争，还敢于在军事上进行猛烈的反击，毫不留情地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通过斗争揭露和打击其反共阴谋，但斗争的目的是为了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坚持下来。
毛泽东表现出来的这种炉火纯青的、高超的统战艺术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维持和中华民族抗战的最终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以人格魅力感染人
蔡诗华， 中国作协会员、著名军旅诗人
魅力就是种吸引人的力量。人格是指人的性格、气质、能力等特征的总和。而人格魅力则指一个人在性格、气质、能力、道德品质等方面而具有的很能吸引人的力量。中国自古以来就注重人格。毛泽东在《纪念白求恩》一文中说过: “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一种像白求恩一样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统战工作是做人的思想政治工作的，高尚的人格是做好这一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毛泽东是一位统战艺术的大师，他在统战工作中，特别是在和党外人士的交往过程中，其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注重从自身做起，展现出了高尚的人格，以人格魅力来感染人、吸引人。毛泽东对待党外朋友，一言九鼎、一诺千金，深深感动了他们。
毛泽东与章士钊的交往就是一例。
章士钊是我国近代史上颇有影响的政治活动家和学者，一九一九年经杨昌济介绍与毛泽东相识，在此后50多年的交往中，他们投桃报李。甚为世人称道。他们都喜欢读柳宗元的文章。章士钊得知自己著作的《柳文指要》引起了毛泽床的浓厚兴题时，便将上下两集进一百万字的书稿送给毛泽东征求意见。毛泽东收到书稿，非常佩服。派人送去桃杏各五斤，并用信写道“大作合收、义正辞严，敬服之至。古人云投我以桃，报之以收期。今上优杏各五斤。哂纳为盼！投极相反，尚包谅解。”由此可以看出，毛泽东把《柳文指要》视为一琼瑶”、并逐字地进行了认具研究。
一九六六年七 月十八日毛泽东在看完了《柳文指要》下部书稿后、给章士钊写了这封信。
行严先生:
各信及“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另有友人也想读。大问题是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但此事不能求之于世界观已经固定之老先生们，故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又高先生评郭文已读过，他的论点是地下不可能发掘出真行、草慕石。草书不会书碑可以断言。至于真、行是否曾经书碑，尚待地下发揭证实。但争论是应该有的，我当劝说郭老、康生、伯达诸同志赞成高二适一文公诸于世。柳文[2]上部吩即寄来。
敬颂
康吉!
毛泽东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八日
此信直呼“行严先生”，表达了对章士钊的尊散之情。“指要下部，都已收到。已经读过一遍，还想读一遍。上部也还想再读一遍”这些话，既表达了毛泽东对《柳文指要》的喜爱。又表达了毛泽东对《柳文指要》的重视。章士钊创著的《柳文指要》，是一部专门研究柳宗元文集的著作，毛泽东曾在给别人的信中谈到它说它“颇有新意”。“辟桐成而颂阳湖，讥帖括而尊古又，亦有可取之处”。这说明毛泽东对其中许多观点是赞同的。但由于章士钊和毛泽东在世界观方面存在着差距，所以毛泽东在给别人的信中说“惟作者不懂唯物史现，于文史哲诸方面仍止于作者观点解柳(此书可谓解柳全书)。”
在这封信中，毛泽东又解释说，唯物史观问题，即主要是阶级斗争问题。而章士钊的世界观已经形成，要改变，似乎很难。所以毛泽东劝其“不必改动”。“嗣后历史学者可能批评你这一点，请你要有精神准备。不怕人家批评。”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待知识和学术实事求是的态度。他曾指出“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有助于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信中的“友人”是指康生，康生虽一向反对此文，但不得不表示赞同，赞有“引人入胜”之处。而后来在“文革”中身居高位的康生却提出要改变观点,被章断然拒绝。在毛泽东的直接关怀和帮助下，此书稿才于1971年正式出版。
诚信，是中华文化十分推崇的传统美德，是有志之士安身立命的基本准则，只有讲诚信，才能获得同盟者的信赖和拥护。毛泽东对待党外朋友，一言九鼎、一诺千金，深深感动了章士钊。
1920年，毛泽东为送一部分志同道合的战友去欧洲勤工俭学，向民国教育总长章士钊借钱。章士钊是大名人，经过努力，很快把两万银元交给了毛泽东。此后，随着岁月的流逝，章士钊对这件事情早已印象模糊了，但是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还牢牢记着这件事，并且要还债。
1962年12月26日，毛泽东的生日，他邀请了4位老人出席生日聚会，他们是程潜、章士钊、叶恭绰和王季范，事先关照，每位来客可带一个子女。章士钊那次赴宴便带了女儿章含之同往。在吃饭时，知道章含之在外国语学院英语系任教，毛泽东便请她担任自己的英文老师。因为这个缘故章含之得以和毛泽东经常接触。
散步的时候，毛泽东对章含之说起了他曾经向其父亲借钱的事情。毛泽东还说:这笔钱帮了共产党的大忙，从现在开始，他要还这笔欠了近五十年的债，一年还两千元，十年还完两万。章含之回家告诉父亲，章士钊哈哈大笑说，“确有此事，主席竟还记得!”
过了几天，毛泽东派秘书送上第一笔两千元，并说今后每年春节送上两千元。章士钊过意不去，要女儿转告毛泽东不能收此厚赠，当时的银元是募集来的，他自己也不出这笔巨款。毛泽东听章含之这样说，微笑道:“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章士钊字行严)一点生活补助啊！你就告诉他，我毛泽东说，欠的账无论如何要还的，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支付的。”自此，每年正月初二这天，毛泽东必派秘书送来两千元，一直到 1972年送满两万元。1973 年春节过后不久，毛泽东又提出:“ ……从今年开始还利息。五十年的利息我也算不清应该多少。就这样还下去，行老只要健在，这个利息就要还下去的。”
毛泽东借春节之际，自己出资，偿还43年前为革命活动筹集的一笔款项。可谓一诺千金，境界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这十年还债的动人故事，也表现了毛泽东关怀党外朋友的高尚人格。
章士钊受此礼遇，感动不已，90多岁时，还飞赴香港去做有关海峡两岸统一的工作，不幸在香港逝世，以身酬义。
建立和发展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李世侠（兰心、蓝色茶香），
中国红色文化研究会研究员、
著名作家、艺术评论家、
中国毛泽东书画院常务副院长
抗日统一战线思想是毛泽东同志抗日战争时期形成和提出的重要思想，它对于争取和加强国际对华援助、维系与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障并加速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建立和发展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做了许多实际的工作。在陕北，不仅红军同原来正面对峙的东北军、十七路军实际上停止敌对行动，而且已开始通过各种渠道，同蒋介石和南京政府也在商洽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问题。
为了推动联蒋抗日方针的实现，毛泽东多次写信或致电给蒋介石、阎锡山以及宋庆龄、宋子文、蔡元培、何香凝、冯玉祥、傅作义、李宗仁、沈钧儒、邹韬奋等，说明中共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力陈抗日救国大义，并在上海设立办事处，任命潘汉年、冯雪峰为正、副主任。
1936年8月10日，为了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尽快建立，毛泽东致函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及全体救国会员，阐明中国共产党联合各党派共同抗日救国的决心和诚意。毛泽东在致函中说：
“我们愿意与任何军队、任何政党、任何派别合作，只要他们赞成准备抗日、反卖国贼和爱国运动的安全自由。”“各政党各派在抗日救国旗帜之下，团结起来。排除一切相互敌意，互相忍耐，互相尊重，全民族统一战线就可以胜利完成了……可以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使中国民族脱离一切帝国主义的束缚，并达到全中国的真正民主的统一。因此，我们认为统一战线绝不是一个很短的暂时现象。”
众星拱北、人心向党
宋元明， 泰安市委原党史办调研员、作家、诗人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毛泽东除积极动员国民党内爱国人士和将领外，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泛发动社会知名人士、民主党派制造舆论，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成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抵御外侮。在统战工作中他还有着坚定的原则，但是同时又注意策略的灵活。他又斗争又团结，以斗争达到团结，通过他们去带动一片，从而形成“众星拱北、人心向党”的局面。
开明，指思想开通，不顽固保守。古今中外的国家元首要做到开明，是不容易的，因为这些大权在手的人往往会认为真理也在自己手中。毛泽东作为党的领袖，却虚怀若谷，对不同意见，尤其是对党外人土的意见格外重视，能够倾听他们的心声，真诚采纳有益的意见和建议。毛泽东就像一块磁石一样，牢牢把这些人吸引在自身周围。
李鼎铭是陕西米脂县一位有名望的绅士。清朝末年，李鼎铭曾在米脂创办小学，后来又做过榆林中学的教员，晚年以行医务农为生。他为人正直，同情工农，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被选为米脂县参议会会长、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议员。
1941年 11月6日，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李鼎铭根据边区老百姓负担较重的情况，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方案。其主要内容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抗日救国大业，军队要精简，政令要简约，行政机构要提高工作效率。
李鼎铭的这一提案在提交之前，曾有民主人士劝他不要提，因为他们不知道共产党是否真的听得进去批评意见。“精兵简政”的议案提出来以后，一开始果然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有的人甚至怀疑李鼎铭提出这个提案的动机，因为在他们看来，提倡精兵，部队就不能发展了。但是这个提案到了毛泽东那里，他却表现出了格外的重视。
在延安的窑洞里，一个北风呼啸的夜晚，在微弱的灯光下，毛泽东对李鼎铭的这个议案进行了反复的研读，并且把其中的一些段落一字一句抄在自己的本子上，旁边还加上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精兵简政”的议案提交会上讨论时，李鼎铭刚发完言，毛泽东就站起来，一边鼓掌，一边走到站台，深刻而生动地阐述了实行精兵简政的必要性，对一些不正确的意见进行了批评。他还严肃地指出: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党，不论谁提出意见，只要是对人民有好处的，我们一律照办。
“精兵简政”的议案在边区参议会上最终得以通过。毛泽东为此还专门为《解放日报》写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的社论。李鼎铭深受感动，他感受到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人对待不同意见的真诚态度，感受到了毛泽东虚怀若谷的博大胸襟。
李鼎铭当选为边区政府副主席后，就将家由米脂搬到了延安，并把全部财产捐给当地政府，之后为了革命更是不顾年迈多病，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李鼎铭给予高度评价并由他推荐的李健侯，当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李健侯在米脂县文献委员会工作时著的《永昌演义)一书，内容反映了明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运动。毛泽东读了此书，一九四四年四月二十九日给李鼎铭先生写了这封信。
鼎铭老先生左右:
《永昌演义》前数年为多人所借阅。近日鄙人阅读一遍，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作者李健侯先生经营此书，费了大力，请先生代我向作者致深切之敬意。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又健侯先生近来健康如何，能来延安一游否?统祈转致健侯先生为美!
敬颂
大安
毛泽东
四月二十九日
此信称“鼎铭老先生左右”，表现了毛泽东对李鼎铭先生的敬重。接着毛泽东对《永昌演义》作了充分肯定和赞赏。然后，委婉地指出了此书存在的缺点。信中说:“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眨抑其整个运动”。他不主张只赞美李自成而忽视人民群众对历史的推动力，对农民起义问题，毛泽东在信中作了独到的科学论述，提出了农民战争是中国两千多年社会进步的主要力量这一杰出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这正是《永昌演义》缺乏的新历史观点。但毛泽东并没有直接对此书作简单的否定，而是从正面论述了中国农民战争的伟大历史作用，这就委婉地批评了书中的不足。在此基础上,毛泽东希望作者能以新历史观点即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此书加以改造，以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毛泽东虽提出希望，但不强加于人，而是希望通过李鼎铭征求李健侯的意见，并代问李健侯健康状况，进一步表达了他对作者的尊重和关心。
此信既坚持真理又含蓄委婉，对《永昌演义》进行一分为二的具体分析，从而给人们以巨大的思想教育和启示，体现了毛泽东实事求是的思想观点和善于做思想工作的高超艺术。
20世纪50年代，原国民党绥远省主席、起义将领董其武向毛泽东反映，他的一些部下写信给他说，过去说对起义人员是既往不咎，现在几乎都咎了，有抓的，有押的，有管训的，有劳动改造的。毛泽东听了，认真地说:“咱们的经是部好经，小和尚、歪嘴和尚念错了!”继而，他拍着桌子大声说:“改!一定能改好!”
早在1944年，毛泽东就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说过，“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只要你说得对，我们就改正。你说的办法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你的办”。正是因为毛泽东这种对待党外人士、对待不同意见的开明态度，才促使党外的这些“诤友”能够对共产党的错误直言相劝而不担心被打棍子，被扣帽子。
尊重别人，才能团结多数人。特别是对待那些对中国革命有过巨大贡献的人，毛泽东从来不以共产党的领袖自居，从不表现得高高在上，而是礼贤下士，虚心求教，与他们真诚地交朋友，对他们格外尊重，丝毫看不出“官”架子。
1949年，毛泽东的工作重心已转移到筹建新中国上。在中共筹备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时，83岁高龄的中国致公党创始人司徒美堂，要到位于香山半山腰的双清别墅和毛泽东谈事。毛泽东怕体弱的司徒美堂经不住吉普车的颠簸，就让工作人员用自己的藤椅做成一个简易的轿子。司徒美堂被抬上来后，毛泽东双手搀扶他“下轿”，把司徒美堂感动得连连拱手致谢。
“有容乃大”。正是毛泽东的虚怀若谷，才能联合一切爱国人士，开创了历史新纪元。
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
郑蕾 博士
文化和旅游部中国文化传媒集团区域文化研究发展中心主任，
中组部赴渝博士团挂职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副县长，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客座研究员，西南民族大学客座教授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率中国工农红军历尽千辛万苦长征到达陕北,实现了北上抗日的愿望。但蒋介石继续其“勤乳方针”,置日寇入侵、国势垂危于不顾,千方百计进攻红军。红军因此面临蒋军“围剿”、给养困难的严峻形势。1936 年秋末冬初的一天,地下党员徐冰、张晓梅夫妇来到许德珩家,闲谈中,把红军因反动派封锁和“围剿”造成物资供应困难、日用品缺乏等情况告诉了许德珩夫妇。此时的许德珩已任北大教授,与马叙伦、杨秀峰、张申府、程希孟等教授组织了“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积板从事抗日救亡运动。当他们知道这一消息后,使用自己的钱到东安市场买了13块火腿、12 只怀表和 30多双布鞋,委托地下党送到陕北。
千里送鹅毛,礼轻情义重。毛泽东深为感动。他虽然不知是北大哪位教授所送,但他执意要写一封感谢信。于是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日展纸提笔，写了这封致许德衍信。
各位教授先生们:
收到惠赠各物(火腿、时表等)，衷心感谢,不胜荣幸!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正准备一切筹备，迅速地实现团结全国出兵抗日，我们与你们见面之期已不远了。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谨致
民族革命的敬礼!
十一月二号
因为不知哪位教授送的礼物,所以,此信的称呼是“各位教授先生们”。此信首先对“惠赐各物”的各位教授先生们表示“衷心感谢”。抗日的主张使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人民的信赖和尊重，也在全国人民之中达成了共识。这礼物虽少,但情志沟通,思想一致,这是最可值得珍惜的。所以,毛泽东指出,你们只所以千里迢迢,托送东西,是因为“我们与你们之间,精神上完全是一致的”。从“精神”的角度出发,毛泽东深入指出:“我们的敌人只有一个,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然后,阐明了共产党“团结全国出兵抗日”的主张,并倡言:“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几年以后,在毛泽东赴渝谈判期间,毛泽东才得知火腿、怀表、布鞋均系许德珩夫妇所送。
这封书信有其独特之处:篇幅短小,言简意丰。全篇书信不足130字,却表达了丰富的内涵,既有对各位教授先生的衷心感谢,又有对各位教授先生们的钦敬之情。是他们,在红军危难之际,伸出温暖的双手,馈赠火腿、怀表、布鞋等物,虽然身在国统区,却崇尚光明与进步,甘愿为革命担风险,做贡献。虽然远隔千里,但心灵和精神上是相通的、一致的。信尾,毛泽东号召广大的爱国知识分子努力奋斗,携手并肩,笑迎未来,共同担负起驱逐日寇、建设民主共和国的历史重任。特别是此信用“民族革命的敬礼”一句作结,使作者的感情得以升华,从而表达出同仇敌忾、同舟共济的抗日心声。
许德珩(1890-1990),江西九江人。字楚生。早年曾参加辛亥革命。1918年参加少年中国学会。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运动,被选为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和全国学生联合会负责人,并任《全国学联月刊》总编辑,是《五四宣言》主要起草人。同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1926年回国后,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代主任和秘书长。1927年后,任暨南大学教授,北京大学教授，并从事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工作。1935年参加组织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积极从事抗日救亡运动。1937年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1944年参加发起组织民主评学座谈会,并当选为理事。后任北京大学教授。1949年参加筹备并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建国后,任政务院法制委员会代主任委员、水产部部长。197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当选为九三学社第二至第七届中央主席、中央名誉主席,被聘为黄埔同学会顾问。是第一至第三届全国政协常委、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第二和第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四和第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四至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90年在北京逝世。译有马克思《哲学之贫困》拉法格《家族进化论》、布哈林《唯物史观社会学》等。
打了十年，也可以休息了
李增，诗人、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理事
在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声中，毛泽东高瞻远瞩，洞察时局，明确指出:“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革命战争与民族战争相联系，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为了联合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实行全民族抗战，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毅然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毛泽东还亲自向国民党将领致信。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致信国民党军第三军军长王均。信中说：
治平先生：
从井冈山就同先生打起,打了十年,也可以休息了!我们致国民党书为了共同抗日,实全国一致之要求,先生爱国健儿,对此谅有同感!朱玉阶同志极愿与先生合作,如能与之互通声气,自己元气少消耗一分,则抗日力量多保存一分。两党合作之局既为时不远,双方前线宜尽可能减少冲突。如何之处,敬候卓裁。
顺颂
勋祺。不一。
毛泽东
九月八日
王均，跟随蒋介石从20年代开始就致力于“剿匪”、“剿共”。所以信之开头，毛泽东就直言点明，这十年的内战，“也可以休息了”。此句之用，略有几分诙谐，又不无讽刺意味，让人浮想联翩。十年内战，起于国民党对民族联合阵线的破坏，源于国民党反动派的独裁和专制。虽然国共两党过去十年有着不少的恩恩怨怨，但在中国处于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时，理应停止对抗，一致对外。凡是具有一点民族精神的爱国健儿，都应效命疆场,奋力杀敌，军中要人,更应幡然悔悟，以“兄弟阅于墙外御其悔”的精神，积极抗战。但信中没有直言，而用先生“谅有同感”一句，这样便大大缩短了两人之间的心理距离，起到了更为显著的说理效果。接着，毛泽东诚恳地告诉王均,共产党并没有把他置于“死对头”的境地，当时的旧友、老同学朱德也没有忘记他。“极愿”二字，表达了共产党的真诚和老同学的恳盼之切。此时此刻，如若执迷不悟，毫无所感，不仅对不起共产党的一片诚意，也会有负于昔日同学的殷殷盛情。
虽然对抗十年，但国破家亡的现实，已促使中华民族不断觉理，奋起抗日。“如能与之豆通声气”，那么，“元气少消耗一分，则抗日力量多保存一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不仅是同学的心愿，也是所有共产党人的心声，更是全国人民的愿望。毛泽东最后预言两党合作之局已经为时不远，这是历史的大趋势，谁也无法阻挡。双方应尽可能减少冲突，求同存异，保存力量，以期一致对外。
面对日寇的侵略,中国共产党人没有退却，没有屈服。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以大局为重，摒弃前嫌,最大可能争取、团结国民党内的爱国人士，为救中国，奔走呼号，充分显示出共产党人无比高贵的民族气节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信的末尾，“如何之处,敬候卓裁”，句中一个“敬”字，一个“候”字，一个“卓”字，一方面表现出毛泽东对王均的尊重、体谅之情，另一方面又表现出毛泽东的谦逊和诚恳之意。
此信虽短，却情重千钧。其中,不乏有“打了十年，也可以休息了”的感慨之情，也有“先生爱国健儿，对此谅有同感”的激励之情，更有“极愿与先生合作”的亲切之情,还有“如何处置,敬候卓载”的谦虚之情。读此信，给人一种亲切感，省悟感。
王 钧（1891—1936）云南皇贡人，云南讲武堂毕业。1918年后在驻粤滇军中历任第四师参谋长、三十八团团长、大本营巩卫军第一混成旅旅长、中央直辖滇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等。北伐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第七师师长。1927年升任第三军军长兼任军事委员会委员。1935年4月任西北“剿匪”军第一路第一纵队司令官。同年11月被选为国民党五届中央执行委员。1936年11月因飞机坠毁而死。
驱除日寇，挽救危亡
郭秀娜、红墙经典读书会负责人
淞沪抗战时，蒋光鼐担任总指挥，率领十九路军将士奋勇抵抗，给日军以迎头痛击。日军对我军阵地及民宅、商店狂轰滥炸，发动了四次总攻，却均遭败绩。蒋光鼐指挥军队在闸北、江湾、吴淞、曹家桥、浏河、八字桥一带展开了多次战役，日军先后四次更换主帅，死伤近万人。淞沪抗战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气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1933年与李济深、蔡廷锴等发动“福建事变”，主张联合各党派一致抗日，并支援红军长征。全面抗战爆发后，先后任第四战区参谋长，第七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上将军衔。1948年，被推选为民革中央执行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蒋光鼐历任广东省政府委员，纺织工业部部长，他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及民革第二、三、四届中央常委。1967年6月8日病逝于北京。蒋光鼐的骨灰先是存放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1997年与蔡廷锴一同迁葬于广州19路军淞沪抗日阵亡将士陵园将军墓。
蔡廷锴（1892年4月15日—1968年4月25日），字贤初，1892年4月15日出生于广东罗定。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早年参加同盟会。曾参加第一次北伐、讨伐桂军沈鸿英及东征讨伐陈炯明等战役。后任国民党军第六十师师长。
1930年任第十九路军副总指挥、军长。1932年率十九路军进行一二八淞沪抗战。同年被蒋介石调往福建“剿共”，任十九路军总指挥、福建绥靖公署主任。
1933年11月，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等在福州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任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失败后流亡海外，宣传抗日救国。1935年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大同盟，为最高负责人之一。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国民党军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两广边境司令，在两广指挥作战。1940年因受蒋介石排挤而去职。1946年与李济深等在广州组织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1948年1月在香港参与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被推为中央常务委员、财务委员会主任。
1949年9月，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1964年12月至1968年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民革第一、二届中央常务委员，第三、四届中央副主席。1968年4月25日，蔡廷锴逝世。
1936年8月25日，《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发表，进一步申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毛泽东还于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专门给蔡廷锴、蒋光鼐写了信，信中说：
憬然
先生勋鉴:
贤初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回顾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年兄我双方合作救国之时，又已整整三年矣。 而国难日亟，寇进不已，南京当局至今尚无悔祸之心，内战持续如故，全国人民之水深火热又如故。瞻念前途，殷忧何极!然而国际形势进入了新的阶段，国内爱国运动蓬勃发展。光荣的十九路军系统在先生等领导之下，继续奋斗，再接再厉。弟等则转战南北、接近了抗日阵地。抗日救亡的统一战线得到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一切有良心的爱国人士之赞成与拥护，即国民党内部亦有了若干开始的转变。凡此都是不同于昔的新局面。驱除日寇，挽救危亡，为期实不甚远。敝党八月二十五日致国民党书提出了新的具体方案，检呈一份，敬祈审察。为达推动全国(包括南京在内)进行真正之抗日战争起见，特向先生及十九路军全体同志提议，订立根据新的纲领之抗日救国协定，拟具草案八条借供研讨，并祈转达陈真如(陈铭枢，时赴欧洲游历)先生及十九路军各同志。 如荷同意，即宜互派代表集于适当地点正式签订。如兄方以为尚有需磋商增改之处，不妨往复商洽，使臻完善，然后签订。总之，真正之救国任务，必须有许多真正诚心救国之志士仁人，根据互相确信之政治纲领，为联合一致之最大努力，方有彻底完成之望。热诚爱国如先生，知不以斯言为无当也。真如先生何时归国，深以为念，弟等甚盼其迅速回国，从事统一战线之伟业。钱寿康先生南旋，托致手书。海天在望，不尽依迟。
专此。敬颂
勋祺
毛泽东
九月二十二日
此信由钱寿康到香港后，将这封信交给了蒋光鼐，由于蔡廷锴当时还没有从广西返回，蒋光鼐就把信保存了起来。后来，蔡廷锴见了这封信后，心中非常激动。他与李济深，蒋光鼐等都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实行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
1933年11月他们发动“闽变”。成立了反对蒋介石政权的联合红军抗日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得到中国共产党和广大民众的支持。后来，由于蒋介石的排挤和迫害，他们只好或出洋或暂居香港。
正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出于抗战大局和民族利益，亲自写信，充分肯定他们的功绩，指明当前团结抗日的紧迫性，希望他们丢掉一切个人和一党一派的利益， 以民族利益为重，携手抗日。
毛泽东这一举动，进一步推动了他们投身到抗日救国的伟大事业中去。
蒋光鼐（1888年12月17日－1967年6月8日），字憬然，广东省广州府东莞县虎门（今属广东省东莞市虎门镇）人，杰出的爱国将领和政治活动家，功勋卓著的抗日名将，淞沪抗战总指挥，民革的卓越创始人和领导人，新中国纺织工业的主要领导人。
1906年，蒋光鼐考入黄埔广东陆军小学，参加过辛亥革命，1912年，以军功被选送保定军校[6]。曾任国民革命军师长，第十一军副军长，参加过北伐战争和中原大战。1930年任第十九路军总指挥、上将兼淞沪警备司令。
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工作的光辉典范
韩家水，活动总策划、执笔主持人、
西苑文化艺术出版社主编、
杰出红色诗人、作家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不断向前发展的情况下，国民党当局基本上采取避战、观战态度。他们一方面希望依靠英、美、苏的力量取得抗战胜利，一方面仍在企图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1943年春，国民党反动派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蒋介石署名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鼓吹中国的法西斯主义，公开反对共产主义，暗示要在两年内消灭共产党和一切革命力量。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国民党顽固派借机要求"解散共产党"、"取消陕甘宁边区"，反共气焰相当嚣张。
1943年秋天，国民党五届十一中全会召开，邓宝珊应邀参加会议。由于受共产党的影响，邓宝珊会前与毛泽东会面，彻夜长谈。毛泽东对时局高瞻远瞩的分析，更加坚定了邓宝珊团结抗日的信念。但在重庆开会期间，邓宝珊受到蒋介石的蛊惑、利诱，思想感情以及对共产党的态度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会后，邓宝珊途经延安，毛泽东特别指示，对邓宝珊继续采取大力争取的方针，并亲自接见了邓宝珊。
在毛泽东的影响下，邓宝珊尽力抗战，支撑北线，保护边区，立下了功勋。一年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日趋灭亡，抗战胜利的曙光指日可见。为了帮助邓宝珊更多地了解共产党的主张，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于1944年12月22日给邓宝珊写了这封信。
宝珊先生吾兄左右：
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去秋晤叙，又一年了，时局走得很快，整个国际国内形势都改变了。许多要说的话，均托绍庭兄专诚面达。总之只有人民的联合力量，才能战胜外寇，复兴中国，舍此再无他路。如果要对八年抗战作一简单总结，这几句话，鄙意以为似较适当，未知先生以为然否？何时获得晤叙机会，不胜企望之至。专肃，敬祝
健康！
毛泽东上
十二月二十二日
根据人民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出版的《毛泽东文集》（第三卷）刊印。
此信首先热情歌颂了邓宝珊在抗战中立下的汗马功劳和英勇壮举、对他以实际行动联共抗目的言行表示肯定。然后，指出了这次写信的缘起，“去秋晤叙，又一年了。时局走得很快，整个国际国内形势都改变了"。1944年苏联红军攻占柏林，美英两国在法国北部诺曼底登陆，开辟第二战场。在亚洲，日军为支援其在南洋的孤军，急需打通到越南的道路交通线，为此发动豫、湘、桂战役，国民党百万大军连连溃败。而共产党利用国际反法西斯力量不断壮大和逐渐走向胜利的大好形势、指挥军队英勇作战，收复失地。中国共产党为领导全国人民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明确提出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主张。在信中，毛泽东由衷地写道：“只有人民的联合力量，才能战胜外寇，复兴中国，舍此再无他路"，并鼓励邓宝珊继续努力，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正是在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地影响下。邓宝珊不断抵制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后来他不负众望，积极协助傅作义同国民党顽固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成功举行了绥远起义，受到了毛泽东的高度赞扬。
抗日战争时期，邓宝珊任二十一军团军团长、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驻守榆林。他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政策，与中国共产党同心同德、肝胆相照，明确反对蒋介石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政策，有效削弱了蒋介石、胡宗南对延安和陕甘宁边区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为陕甘宁边区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特殊而重大的贡献。
1927年前后，邓宝珊参加西安解围和策应北伐时，曾在所部驻地乾县开办军官教导队，聘请邓希贤（邓小平）等共产党人为政治教官，对部队骨干进行革命教育。
北伐战争前后，邓宝珊在陕西国民联军及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任职期间，与共产党人刘伯坚、南汉宸、邓小平、史可轩、刘含初、李子洲等都有亲密的合作。大革命失败后，邓宝珊依然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忠诚于和共产党人的友谊，抵制国民党右派的“清党”。他除保护、帮助许多熟悉的共产党员安全撤离外，还帮助一些不曾相识的共产党员解决困难，摆脱遭受迫害的处境。先后救助过西北革命的主要领导人谢子长、刘志丹、汪锋、常黎夫等，并与他们建立起深厚的友情。
红墙经典读书会
活动总策划、执笔主持人 韩家水
2025年8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