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吟低唱入心来

张允乐

柳永，是北宋词坛当之无愧的流行音乐天王。

柳永，原名柳三变，出生于福建崇安的官宦之家。他天资聪慧，才华过人。十岁左右写《劝学文》，词惊四座；约十三岁作《题中峰寺》，被誉为神童；十九岁便从家乡出发赴京赶考。让人没想到的是，这哥们生性浪漫，一入杭州，便被这里的湖光山色、烟柳画桥迷得神魂颠倒，整天穿梭于华街闹市、青楼曲坊之间，把赶考的事忘到脑后。一次，他心血来潮，想拜谒两浙主官孙何，苦于无人引荐。左思右想后，他精心创作了一首《望海潮》，让著名歌姬楚楚在孙何的宴席上演唱。“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结果是，一词动杭城，天下竞歌咏。孙何屈尊纡贵，热情召见，盛宴款待。据说，金主完颜亮被“三秋桂子，十里荷花”所吸引，竟起了投鞭南渡之心。

柳永在杭州盘桓了几年，直到二十五岁才来到汴京参加“高考”。以柳永的才学和心性，一考及第应该不是什么难事。他自己也是踌躇满志，认为“定然魁甲登高第”，但结果是，二十五岁，三十二岁，三十五岁，四十一岁，四次“高考”四次落榜。究其原因，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败皆因他的词。成，是他的词知名度太高。有些词不仅宫女偷偷传唱，连皇帝也耳熟能详；败，是他的词不合朝堂口味，被认为是“靡靡之音”。第一次“高考”，宋真宗下诏严谴“属辞浮糜者”，柳永的落榜自然不出意料。有了皇帝的明确指示，第二次、第三次科考的结果可想而知。悲愤无奈之下，柳永奋笔写下著名的《鹤冲天。》“黄金榜上，偶失龙头望……，才子词人，自是白衣卿相，……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不仅狂傲地自封为“白衣卿相”，更是把失意文人的反叛情绪和率性写成了千古绝唱。俗话说凡事不过三，但柳永偏不信邪。科举虐我好多遍，我待科举如初恋。又六年，真宗去世，仁宗继位。柳永抱着侥幸心理第四次参加科考，哪知皇帝换了思路没换。当宋仁宗看到试卷上柳三变的名字，调侃地批示道“好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且填词去。”知此情景，柳永索性就坡上驴，此后词作的署名皆为“奉旨填词柳三变”，把皇帝的嘲讽变为自己的招牌。1034年，朝廷特开恩科，对历届科场失意之人放宽了录取尺度，听闻此讯，五十一岁的柳永悄悄地把原来柳三变的名字改为柳永，第五次参加科考。这一次，皇天有眼，榜上有名，混到了一个屯田员外郎的闲差。

实际上，在几次落第期间，柳永也走过上层路线。他去拜谒晏殊。当时的晏殊，不仅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还是发现和提携了欧阳修、范仲淹等文豪的伯乐式词作大家。按说，同为词人，惺惺相惜，应该很容易拉近彼此的距离，然而晏殊跟他说：“殊虽作曲子，不曾道‘针线闲拈伴伊坐’”。柳永听完“哑而无言，黯然退下”。

晏殊的话说得很刻薄。意思是你我虽然都写词，但我看不起也不会写你那种低俗香艳的东西。这反映出不同阶层对柳词评价的割裂程度。一方面，朝堂和以晏殊为盟主的所谓精英给柳永贴上了“俗”的标签，不屑为伍。就连后世口碑不错的王国维，在《人间词话》的正文里几乎未提柳永，而在未刊稿中，对 柳永的评价是“屯田轻薄子”。更甚者，在人生三境界的第二境界中，硬生生地把柳永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写在欧阳修的名下。而且强词夺理地辩解道，此等深情的话，柳永不配有。而另一方面，与官方的否定、轻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欣赏、咏诵、追捧柳词的“柳粉”一骑绝尘。深街陋巷，歌厅酒楼，艺伎渔樵，贩夫走卒，甚至是佛堂寺庙，边塞蛮荒，到处都在传唱柳词。有一句流传甚广的“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就是一位西夏归朝官员在当地的亲见亲闻。另据《宋人轶事汇编》记载，邢州开元寺有个荤腥不忌的疯和尚，有一天酒酣饭饱后把其他和尚召集起来说，“我要走啦，走之前给你们写一首诗吧”。全诗总共四句，后两句便是柳永的“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唱完便盘腿而坐，从容圆寂。至于秦楼楚馆，更是场以唱柳词而盛，伎以唱柳词而红。“不愿穿绫罗，愿依柳七哥；（家族中排行老七）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竟成了无数“柳粉”的共识。

精英们认定的柳词之“俗”，主要是柳词内容的下层化和用语的通俗化，跟他们走的不是一条路子。像花前月下，男欢女爱，生离死别，舞女艺伎这类的题材，他人也有涉猎，但没有像柳永这样集中、反复，进而作为主体。也没有像柳永这样用语炽烈直白，更没有像柳永这样给于下层人物应有的尊重和悲悯。如“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短短十个字，画面感、冲击力、感情之真，意蕴之深，无一不让人叫绝。但在精英们的眼中，这恰恰成为坐实柳词“俗”的佐证。清代陈廷焯在文评中称此语“浅近俚俗，近乎秦楼楚馆之曲”。实际上，柳永不是不能雅、不会雅。他的《八声甘州》中“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获得苏轼极高评价：“此语于诗句不减唐人高处”。他的《望海潮》《雨霖铃》《蝶恋花》等词作中也是金句迭出，不少名言美句到现在还很是“时髦”。跟精英们不同的是，柳永长期置身于下层社会，大量地吸收民间文化营养，使自己的创作日趋贴近生活，在用语上呈现出平名化口语化的倾向，包括吸收民间俗语、俚语入词。这样的“俗”，其实更多的是“真”，真现实，真感情，真人生。正因为如此，柳永才对宋词的发展做出了别人无法取代的贡献。是柳永，把宋词从神坛拽到地面，让宋词由少数上层精英清谈自娱的小众文体变成了多个阶层尤其是下层人员广泛参与的“大众文学”，使宋词有了烟火气息、生活厚度和立足根基。是柳永，从根本上改变了唐五代以来小令一统天下的格局，倡导和践行了慢词长调，“变旧声作新声”。如把《定风波》从六十字衍为一百字，把《女冠子》从四十一字衍为一百十一字，自创慢词八十七首，新调一百二十五首，扩充了词的容量，拓展了词的意境，增加了词的厚度，为词的咏唱和流传创造了条件，也为苏轼、辛弃疾等人制作慢词提供了范例和经验。可以说，屡试不第，是柳永仕途的不幸；专事填词，是中国文坛的大幸。正是由于柳永和一众词人的共同努力，终使宋词由不入流的“诗之余”变成了和唐诗并驾齐驱的“一代文学。”

约1053年，穷困潦倒的柳永在镇江去世。“去世时身无长物”，是感念于他的歌伎们凑钱把他安葬于北山脚下。在这之后的许多年里，每逢清明，天南地北的柳粉们来到柳永墓前，诵柳歌，说柳事，哭哭闹闹，唱唱跳跳，这就是文学史上有名的“吊柳会”。

斯人已矣，词魂还在。虽然时光过去了一千多年，但二百多阙闪耀着个性光辉的柳词，始终在中华文化的长河里浅吟低唱，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