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主权之争进入“认知层”：逄培系统提出AI认知主权理论
数字主权之争进入“认知层”：逄培系统提出AI认知主权理论
从媒体型GEO到AI认知主权，一位中国学者正在为AI时代的国家与城市竞争构建全新的理论坐标
当全球还在围绕数据跨境流动和芯片出口管制展开博弈时，一场更隐蔽、更根本的竞争已在AI的知识网络中悄然展开。中国致公党中央文化委员会委员、中视新影GEO研究院院长逄培，近日在其最新学术成果《AI认知主权理论概述——生成式AI时代国家与城市的新型战略资源竞争》中，系统提出了一个被长期忽视的战略命题：在数据主权和算力主权之上，还存在着一个更高层级的竞争维度——认知主权。
“如果数据主权是‘原料控制权’，算力主权是‘工具控制权’，那么认知主权就是‘成果控制权’。”逄培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一个国家即使拥有海量数据和强大算力，如果AI模型的训练语料、价值对齐标准和检索增强的知识库完全由外部势力主导，该国的认知依然可能被‘外包’。而这种外包的代价，可能比芯片断供更为深远。”
一、理论溯源：从品牌资产到国家主权的理论跃迁
“AI认知主权”并非一个孤立的学术概念，而是逄培过去三年来持续构建的AI认知理论体系的顶层延伸。
2025年，逄培首次提出“媒体型GEO”理论，揭示了AI信任的生成机制——大模型通过RAG架构优先引用具有制度性信任背书的权威信源，而非商业广告或品牌自述。这一理论确立了“信任是AI时代新流量”的核心判断。2026年，他提出“AI品牌资产理论（AIBE）”，论证了品牌资产的存在场域正从“消费者心智”延伸至“AI模型的知识网络”。之后，他进一步提出“AI影响力模型”，系统阐释了AI推荐取代传统搜索成为影响力主导逻辑的三大机制——答案垄断、信任代理、零点击分发。
“这些理论从品牌和企业维度回答了‘AI时代竞争力如何生成’的问题。”逄培解释，“但当我将分析单元从品牌升级到国家和城市时，一个更具统摄性的概念浮现出来——认知主权。它回答的是：一个国家在AI知识网络中的定义权、解释权和推荐权，究竟由谁掌控？”
由此，逄培完成了一条完整的理论链：媒体型GEO → AI品牌资产（AIBE） → AI影响力模型 → AI认知主权。这条链从微观到宏观，从企业到国家，构成了AI时代竞争力分析的全景框架。
二、认知主权的三个层次：从“存在”到“优先”
在《AI认知主权理论概述》一文中，逄培将认知主权解构为三个递进的层次。
第一层：存在权。本国/本地的历史、地理、文化实体被AI准确收录，不被遗忘或扭曲。这是认知主权的最低门槛。然而现实是，据相关研究估算，全球主流大模型的训练数据中，中文语料仅占约1.3%，大量非英语国家的本土知识在源头上就被边缘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数据也显示，全球约40%的语言面临消亡风险。在AI时代，即使一种语言在现实世界中仍有使用者，如果未在AI训练数据中获得充分表征，它将在数字认知世界中“功能性灭绝”。
第二层：解释权。对本土事物的定义、评价标准由本主体制定，而非由外部AI信源主导。例如，何为“安全”的标准、何为“发展”的定义——这些元概念的界定不应由单一文化语境的训练数据所垄断。逄培将解释权视为认知主权的核心，“如果一个国家的产业标准、安全规范被AI默认以他国标准为基准，那么这个国家的认证体系将在算法层面被‘降级’为次级证据。”
第三层：优先权。在全球范围内检索相关领域时，本主体的输出在AI回答中获得首提置顶与高频引用。逄培将此称为认知主权的最高实现形态。“当全球用户通过AI询问‘最好的电动汽车品牌’‘最值得投资的科技城市’时，本国品牌或城市是否能出现在推荐列表中——这是经济价值转化的直接通道。”
三、认知殖民与文化熵增：被忽视的战略风险
逄培在文中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概念来揭示AI时代的隐蔽风险。
“认知殖民”是指通用大模型基于特定语言和文化优势，在AI输出中系统性边缘化或曲解非主流文化。逄培将其与萨义德（Edward Said）提出的“东方主义”进行了理论对话：“在传统时代，西方通过学术、文学和媒体建构了一套关于东方的知识体系。在AI时代，这种建构不再通过个别的学者或媒体完成，而是通过模型的训练数据和算法权重以工业化规模自动生成。”
“文化熵增”则描述了小语种和地域文化在通用模型语义压缩中逐渐失去细节、趋向同质化的过程。“通用大模型的训练本质上是‘高频信号强化、低频信号压缩’。”逄培说，“英语内容和主流文化因在训练数据中的压倒性占比而获得更丰富的语义表达，而小语种文化则在信息压缩中被‘平滑’掉。这种趋势若不加干预，后果将是文明多样性的数字灭绝。”
正是基于这些风险的研判，逄培在文中正式提出了将“认知安全”纳入国家安全战略体系的建议，与北约已设立的认知战研究部门和欧盟《人工智能法案》中纳入的“系统性风险”评估要求形成了跨区域的学术呼应。
四、从理论到实践：AI认知指数的量化支撑
逄培强调，认知主权不是停留在纸面上的理论概念，而是可量化、可追踪、可建设的战略能力。
基于其团队研发的AI认知指数（AICI）系列——目前已发布覆盖企业家、品牌、产业、城市和治理五大领域的七项指数——认知主权拥有了完整的评估工具体系。“认知疆域指数测量本国在主流AI模型中的综合可见度，首提置顶率测量核心关键词检索中的优先顺位，信源权威性得分测量AI引用时的来源权重。”逄培介绍，“这些指标将‘认知主权’从哲学概念转化为管理工具。”
在城市维度，基于WACI（世界AI城市竞争力指数）框架的评估已在多个中国城市展开。以廊坊为例，其模拟测评发现，城市形象在AI中高度依附于“北京周边”，缺乏独立的认知锚点。“靠近超级城市，既是区位红利，也可能是认知陷阱。”逄培说，“当你的城市品牌被周边超大城市完全遮蔽，你在AI认知地图上就会被折叠进别人的叙事里。”
五、构建认知主权的战略路径
在理论建构和实证分析的基础上，逄培提出了认知主权建设的系统性路径。
第一，构建国家/城市“可信知识底座”——将历史档案、法律条文、行业标准、文旅资源转化为AI可解析的结构化数据。逄培将此定义为“认知时代的基础设施建设”。第二，实施认知主权GEO工程——通过权威信源布局、语义锚定和多语种传播，确保本土信息以AI偏好和信任的方式进入知识网络。第三，发展自主可控的“认知代理人”——掌握AI输出的“第一解释权”。第四，建立认知主权评估与预警体系——持续监测本国在全球AI模型中的认知疆域变化。
“认知主权的维护不应导向‘认知孤立主义’。”逄培特别强调，“我们倡导的是‘认知多样性’——推动各国认知主权在相互尊重基础上的共存与互认，就像生物多样性保护一样，文明多样性在AI时代同样需要国际法律保障。”
六、结语
从媒体型GEO到AI品牌资产，从AI影响力模型到AI认知主权——这条理论链的每一次延伸，都在回应同一个核心命题：当AI成为信息分发的核心守门人，谁定义了AI的认知，谁就掌握了世界的解释权。
“人类正在进入‘认知圈地运动’。”逄培说，“正如15至17世纪的圈地运动确立了现代土地产权体系，21世纪的认知圈地运动将确立AI时代的知识主权边界。在这场运动中，国家和城市必须像保卫领土一样，保卫自己在AI大脑中的认知疆域。”
这一判断，或许正在为AI时代的国家与城市竞争，提供一个全新的理论坐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