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筑中国百年新诗的历史丰碑（创作谈）
文/ 郭久麟
捧着刚刚出版的、大气厚重漂亮，飘着油墨香的《中国新诗百年通史》，我不禁欣慰万分，也感慨万端：我六十年的心愿终于实现了！
那是1961年的中秋节，我一个人到成都锦江边赏月。看着天上那一轮圆圆的明月，我突然想起进入四川大学一年多来读的那么多的灿如明月、亮如繁星的新诗，脑海中顿然蹦出了一个连自己也感到吃惊的想法：毕业后写一部中国新诗史，从现在就开始准备！
这个心愿产生后，我就开始有意识地把中国新诗史上重要诗人的诗集一一找来阅读，并且逐个写出读书笔记。从大二到大五的三年多的时间，我阅读了几十位中国新诗人的诗作，写了大量的读书笔记。我的毕业论文就是《论贺敬之的〈雷锋之歌〉》，这些工作为新诗史的写作做了初步的准备。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四川外国语学院（今四川外国语大学）执教。我继续阅读郭沫若、闻捷、李瑛、贺敬之、郭小川等人的诗歌，并发表了不少诗歌，还撰写出版了文学评论专著《论贺敬之的诗》。本来我有心接着开始中国新诗史的写作，但是一个又一个的传记文学的写作任务，使我无法再进行新诗史的研究和写作。
2009年，我应邀为深圳文联主席兼党组书记、著名作家张俊彪先生写传记时，他约我和他一起主编《大中华二十世纪文学史》。我很快拟出提纲：以文学体裁为纲，分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传记文学、戏剧文学，影视文学七个文体，每一种文体写一篇 20 世纪发展史，再加一篇港澳台和海外华人华文20世纪文学史，前后再加一篇20世纪文学发展综述，由这十个板块组成一部《大中华二十世纪文学史》。
我们两人分别约请各种文体方面的研究专家写出该文体的20世纪文学史，由我同张俊彪审阅修订以后，出版了这部150万字的大型文学史典。而我则用两年多的时间，写出了其中的“中国 20世纪传记文学发展史”和“中国20世纪诗歌发展史”（这两部发展史都是20多万字），初步实现了我写中国新诗史的愿望。
但是，我还是想单独出版一部中国新诗史。
在这以后，我又写了诗人雁翼、梁上泉、柯岩、张俊彪和科学家袁隆平的传记。这期间，我经常阅读新诗，给学生们讲诗，在灵感来临的时候也写诗。我还时时关注着诗坛现状，参加贺敬之担任会长的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和吕进任所长的中国新诗研究所，以及杨山、傅天琳先后主持的重庆新诗学会的活动。2017年，中国新诗百年诞辰前夜，全国文学界、诗歌界都在议论着、行动着，准备纪念新诗百年。我遂决定加入这一大合唱，像歌德晚年写出《浮士德》一样，完成我年轻时候的心愿。
于是，在经过了近60年的“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究照”之后，在我快满80岁的时候，我用将近三年的时间，凭一己之力，写出了这部60万字的《中国新诗百年通史》，为中国百年新诗的辉煌历史构建了一座巍巍丰碑，填补了中国诗歌史上的空白，圆了大学时代的梦想。我写这部中国新诗史，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构想：
首先，我运用我撰写《中国20世纪传记文学史》运用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作指导，结合美学的、艺术的、文学的、历史的观点和方法，客观地、公正地、实事求是地、辩证地分析和评价百年诗歌发展史上的诗人、诗歌作品、各种流派和诗歌现象；并且把这些诗人、流派、诗歌作品和诗歌现象，放在当时的历史环境和时代氛围中去分析、研究、鉴别、评论，给予实事求是的、客观公正的评价，并在此基础上，对新诗百年发展史，做一个清晰的梳理，既不拔高，也不贬低。
其次，作为文学史家，我始终秉持客观、公正、包容、宽容的态度和立场来分析和评价作品。我认为，作为一个作家、诗人，甚至于一个评论家，你都可以有自己独特的，甚至是有些偏激和片面的立场和观点，并用这种观点和立场来创作或者发表自己的议论和看法，因为那是你的权利。但是，作为文学史家，就必须客观公正，不能主观武断，片面偏激，不能完全按照个人的好恶来评价作家作品，而必须也只能尊重历史，尊重现实，按照历史的、审美的原则，实事求是地评价作家作品，还其文学史上的地位；绝对不能用个人的爱好和片面的立场和偏激的观点来看待和评价作家作品，来写文学史、诗歌史。如果那样，你就不可能客观地看待丰富复杂的文学现象，甚至排斥你所不喜欢的诗人和诗作，而过高地评价你倾心的诗人和诗作，那就可能给诗史带来很大的片面性，甚至是错误和缺失。
根据这个观点，按照历史的顺序，我从第二章到第七章（第二章新诗的奠基、第三章新诗的拓展、第四章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诗歌、第五章新时期诗歌、第六章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诗潮与代表诗人、第七章21世纪初期的诗），用了40多万字的篇幅，对中国百年新诗史上的重要诗人及其精品佳作进行了研究、比较、分析、评价和历史定位，在此基础上系统完整科学地梳理了中国新诗百年发展历程，从中总结出经验和教训，并找出一些规律性的结论和值得注意的倾向。
再次，我还在这部史典中作了一些开创性、开拓性的工作。主要包括，一是我在第一章论述了百年来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三种诗潮和创作方法风起云涌，竞相发展，此起彼伏，和谐共生的历史。二是我还以两个专章写了中国百年格律体新诗探索和发展的历史，以及新古体诗百年的发展史（从毛泽东到朱德、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新古体诗和从柳亚子到赵朴初、贺敬之等文人学者的新古体诗）；这样，我就写出了中国新诗百年来三种诗体（自由体新诗、格律体新诗和新古体诗）和谐共存，平行发展的历史；只是因为我这部诗史是中国新诗史，所以把新古体诗的发展史作为了附录。三是我还用两个专章论述了中国百年少数民族诗歌发展史和中国百年工业诗歌发展史；我还用三个专节论述了晋察冀诗群、延安诗群以及“废名圈”诗派等其他新诗史很少涉及的内容。四是在写中国新时期诗歌时，在一般的诗歌史写的资深诗人、归来诗人和朦胧诗人三个群体之外，我还增加了众多的“新来者”诗人（如雷抒雁、叶延滨、傅天琳、骆耕野、张学梦、黄亚洲、梁平、龚学敏等）。五是在论述新时期诗歌时，我增添了“学者型诗人”一节，论述了谢冕、吕进、吴开晋、郑伯农、张永健、张德明、蒋登科、王珂、钱志富、吴投文、李少君、臧棣、北塔等著名学者型诗人的学术成就及其在诗歌创作上的特色和贡献。
就这样，我以宏阔的学术气象、开放包容的学术观点和个人的独特视点，构建了这部中国百年新诗的宏伟史典。
《中国新诗百年通史》得到了重庆市作家协会和四川外国语大学的关怀和资助，得到了中国著名诗歌理论家吕进先生的关心和帮助。吕进先生在微信中多次和我说：“中国新诗需要你这部史稿，我支持你，老朋友。”书稿完成后，吕进先生又在八十高龄、视力下降的情况下，写出了热情洋溢的序言。他在序言中肯定：“《中国新诗百年通史》是久麟的个人专著，这是这部书的又一个具有个性的亮点。年近八旬的久麟，不辞辛苦，搜集占有了大量的诗史材料，从史海中打捞出许多闪闪发光的诗歌珍珠，经过梳理和研究，才织成了这部充实、厚重、大气的诗歌史。”“久麟的《中国新诗百年通史》最大特点正在于‘据事直书’，我点赞久麟的学术忠诚。”
老朋友斯原大校也关心这部书的写作并为之写跋，还有广东清远市作协前主席唐德亮先生为本书的写作出谋策划、提供资料。此外，黄亚洲、冉冉、张永权、蒋登科、万龙生、张德明、钱志富、吴投文、龚学敏、王学忠、赵青山等也为本书写作给予了热情支持。可以说，这座中国新诗百历史的巍巍丰碑，是众多学者专家共同构建的，也希望专家学者诗人和读者继续关注它。
作者简介：
郭久麟，重庆市渝中区人。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和重庆人文科技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重庆市作家协会影视创委会主任，重庆写作学会秘书长副会长，重庆国际友人研究会秘书长副会长，四川大学重庆校友会会长、荣誉会长。出版传记文学《陈毅青少年时期的故事》《罗世文传》《袁隆平传》《从小八路到大诗人一一雁翼传》《梁上泉评传》《柯岩传》《从牛圈娃到名作家一一張俊彪传》《德艺双馨的花鸟画大家：方凤富》，理论著作《文学创作灵感论》《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中国新诗百年通史》《传记文学写作论》《传记文学写作与鉴赏》《散文知识与写作》《文心探秘》，诗集《爱的琴弦》《锦江恋歌》，散文集《郭久麟散文集》《探秘女儿国》，长篇历史小说《风流帝王》等三十余部。
核稿：张 望
审稿：陈子明
编辑：邓 川 沈仁桧
供稿：京视网手机台重庆选题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