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郭久麟《中国新诗百年通史》（书评二篇）
文/ 吕进 钱志富
内容摘要：
诗歌史学家郭久麟耗时数年椎心泣血写成的这部六十余万字的《中国新诗百年通史》在结构上体大虑周，在方法上点面结合，既有宏观框架式描述，把百年中国新诗梳理为浪漫主义诗歌潮流，现实主义诗歌潮流和现代主义诗歌潮流，也有微观、细节方面叙述，既照顾到百年中国新诗曲折发展流程，又关注到各个时期各个流派和个人的创作实际，写出了一部充实、厚重、大气的诗歌史。这可能是西南大学出版社（原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一部最伟大的学术著作，诗歌史学家郭久麟耗时数年椎心泣血写成的这部六十余万字的《中国新诗百年通史》能够在该出版社出版，实在是这个出版社的光荣。
其一：椎心泣血 据事直书
——郭久麟《中国新诗百年通史》序
文/ 吕进
在纪念中国新诗百年的时候，一窝蜂地出现了不少各种打着“百年”噱头的选本和“诗史”，有些选本和“诗史”不禁使人读后哑然失笑。2018年，我在韩国首尔的一个会议上做主题讲演《诗可以群》时，讲到中国纪念新诗百年的乱象。我说，有些人在纪念百年，但是连新诗究竟是哪一年诞生的都不甚了解。我还说到一些小圈子弄的所谓各种选本，各种“史”。我说，编者往往是在“放大”一 些人，“缩小”一些人，“消灭”一些人：狭隘，粗糙，混乱，荒唐。有些“史”最多也就是圈子史，圈子以外无诗歌，圈子以外无诗人，除了小圈子“无人赏，自鼓掌” 一阵，既难以取信读者，更经不住历史的淘洗。有一次，我遇到诗人梁上泉。我说，你过去在新诗发展史上从来是有位置的，甚至巴黎第七大学出版的《中国当代诗歌史》也列有你的专章。2004年我主编的《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中，你在第十章。我跟他开玩笑说，在现在的一些“诗史”里你就是被消灭的。他无奈地笑笑说：消灭就消灭嘛。
最近，久麟寄来《中国新诗百年通史》书稿。久麟是我的老朋友，他是传记文学作家和传记史研究家 ，他的《罗世文传》《袁隆平传》《雁翼传》《梁上泉评传》《柯岩传》《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尤其获得好评；他也是一位资深诗人和诗评家。久麟这部《中国新诗百年通史》是分体文学史。
如果说，林传甲在京师学堂写的讲义《中国文学史》是文学史的滥觞之作，那么，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就是最早的分体文学史。在中国，“予夺褒贬”和“据事直书”历来是传统史学的两种治史理念。我个人更倾向“据事直书” ：不隐瞒，不夸大，如实记载，我认为，这是评价史书价值高低文野的主要标准。我想起晋代杜预在《春秋经传集解序》中的那句话：“尽而不污，直书其事。”我也想起《东周列国志》第六十五回讲的那个故事：齐庄公好淫，以至于连大夫崔杼之妻棠姜都不放过。崔杼衔恨在心，把齐庄公杀了。为掩盖罪名，崔杼命太史伯以“庄公死于疟疾”记入史书。太史伯拒绝，直书“崔杼弑其君。”崔杼大怒，杀了太史伯。后又逼太史伯三个弟弟仲、叔、季按他的说法书写。仲、叔不从，连连被杀。“（崔）杼执其简谓季曰：‘汝三兄皆死，汝独不爱性命乎？若更其语，当免汝。’季对曰：‘据事直书，史氏之职也。失职而生，不如死！’”崔杼最后没办法，只好允许季如实记载。
“据事直书”的确需要勇气。我在本世纪初主编《20世纪重庆新诗发展史》 时就遇到过麻烦。这本国内第一本地方新诗发展史，一共两卷，57万字。第一卷《重庆新诗的过程描述》共五章，没有异议。第二卷《重庆诗人与诗评家》十五章，分章介绍重庆诗人和诗群。为一人列出专章的诗人有六人：方敬、杨吉甫、沙鸥、梁上泉、傅天琳和李钢，并设《附录》，将没有在重庆生活的两位诗人何其芳和邓均吾列出专章放入。编书的消息传出后，有几位重庆诗人急切地多次给我寄来大包大包的关于自己的资料，反复来电话，要求列专章。这些诗人都是老朋友了，但是，友情归友情，我只能“据事直书”。有的人不仅没有列专章，就连综述也未能进入。由此，他们和我结怨，后来做了好些不靠谱的事。
久麟的《中国新诗百年通史》最大特点正在于“据事直书”，我点赞久麟的学术忠诚。
比如新时期诗歌。20世纪 80年代的新时期是中国新诗的一个黄金期。 有三个合唱群落构成了新时期诗歌的繁富：归来者，朦胧诗人，新来者。
在绮丽的春天里，一大批饱经风霜的诗人从社会底层，从被“奇异的风”卷 去的地方归来。1978年，当人们在《文汇报》上发现了久已消失的艾青的时候， 一股强烈的春天气息扑面而来。胡风和其他“胡风案”的诗人绿原、曾卓、牛汉、 鲁藜、罗洛、冀汸、彭燕郊、鲁煤、卢甸归来了。穆旦、唐湜、唐祁及其他被禁声的九叶诗人归来了。军歌作者公木，资深诗人吕剑、苏金伞、黎焕颐、胡昭归来了。当年富有才华的年轻人公刘、白桦、沙鸥、晓雪、邵燕祥、孔孚、高平、昌耀、梁南、 林希、周良沛、孙静轩重新在读者面前露面。《星星》全体编辑流沙河、白航、白峡、石天河也重拾诗笔。归来者是一批相当成熟的诗人。他们本来就是家国命运的关注者。“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苦难使他们深化了对现实的认知，加强了和底层民众的血肉联系，和他们精神相通，“诗穷而后工”，他们迎来了创作生涯的第二个春天。一般来讲，他们第二春的成就都超过了第一春。 在历尽折磨之后，他们加强了自己诗篇的批判精神。“归来者”仍然坚守着自己的理想主义色彩和信念，像“归来者”高平唱的那样：“冬天对不起我，我要对得起春天。”
朦胧诗派和20世纪40年代出现的“九叶”派以及西方现代派在艺术上存在着呼应关系。当新诗由对历史的反思转向对自身的反思的时候，朦胧诗人以过去人们不熟悉的一些新奇表达方式赢得了在“思想解放运动”中活跃的年轻一代的喝彩。其实，“朦胧诗”的称谓只是一场诗坛大争论的产物，并不准确。 可以说，“朦胧”并不是这个诗群的基本特征。他们的许多代表性诗人及其代表作并不“朦胧”。所谓“朦胧诗人”基本上是“知青诗人群”，这是一个特殊时代造 就的诗群。比起“归来者”，他们很少受过“归来者”在受难前经历过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知识分子的那种思想改造和再造，他们的内在视野更自由和开阔，知青生涯使他们对于“正统”的舆论持怀疑和解构的态度。他们年轻的心经历了从 相信甚至狂热到“不相信”的过程。这是一个深刻的过程。就像食指在《这是四 点零八分的北京》中所唱的那样“北京在我的脚下／已经缓缓的移动”。“移动” 向何方？年轻诗人们并不清楚，这就出现了迷茫。他们在寻找，在追求，在争论。但是，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在执着地用“黑色的眼睛”去“寻找光明”。 舒婷在1977年写的《这也是一切——答一位青年朋友的〈一切〉》时说：“一切的 现在都孕育着未来，／未来的一切都生长于它的昨天。／希望，而且为它斗争，／请把这一切放在你的肩上。”家国为上，忧患意识，这正是“朦胧诗人”和“归来者”相通的地方，也是和中国传统诗学相通的地方。在艺术上，如果说，“归来者”多数都是现实主义诗人，“朦胧诗人”却更具现代色彩。在长期封闭之后， “朦胧诗人”使年轻读者颇感新鲜，冲击力很强，效仿者众。
在新时期诗坛上还有一个“第三者”：新来者诗群。现在回过头来看历史， 三个合唱群落中“新来者”的实绩其实不小，艺术生命其实非常持久。“新来者” 到了新世纪已经属于老诗人，但是他们中间的多数人还在歌唱，他们对中国诗坛仍然保持着影响。新来者属于新时期。他们的歌唱既有生存关怀，也有生命关怀。化古为今，化外为中，这是新来者共同的审美向度。新来者的艺术胸怀广，艺术道路宽，读者群不小。这里所谓的“新来者”，是指两类诗人。一类是新时期不属于朦胧诗群的年轻诗人，他们走的诗歌之路和朦胧诗人显然有别。另一类是起步也比较早，却是在新时期成名的诗人，有如“新来者”杨牧的《我是青 年》所说，他们是“迟到”的新来者。新来者诗群留下了为数不少的优秀篇章。 新来者是时代的守望者，因循守旧，拒绝探索，或者躲避崇高，全盘西化，都不是他们的美学追求。他们也许承认，“人人心中所有，人人笔下所无”这句古话，可以作为好诗的标准。他们为同时代人打造诗意的家园，努力对时代做出“诗意 的裁判”。
当全国许多读者为叶延滨的《干妈》和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流泪的时候，当傅天琳的“果园诗”和“儿童诗”令人赞叹的时候，当叶文福的尖锐诗行激起广泛回应的时候，当李钢的“蓝水兵”、李小雨的“红纱巾”和李琦的“冰雕”进入人们梦境的时候，人们认识到了“新来者”的人格魅力和艺术魅力。“新来者”和“归 来者”、朦胧诗人以及李瑛等不属于这些诗群的资深诗人们一起打造了中国新诗的新时期。
《中国新诗百年通史》努力地对新时期几个诗歌方面军走过的光荣道路进行多方位、客观、公正的“直书”，而不是只承认某一个诗群，这就具有了“信史” 的学术价值。
又如，关于新诗的诗体探索与发展，这是一个重要话题。当下一般的“史” 都只谈自由体新诗，有的论者甚至宣称：新诗就是自由诗。《中国新诗百年通史》 也做到了“据事直书”。久麟这部新诗史不仅描述了自由体新诗的百年历史，也描述了格律体新诗的百年历史。自由体是新诗的主体，也是新诗的光荣，这不容置疑。但是从新诗诞生到现在，格律体新诗的探索也一直在路上，陆志韦、林庚、闻一多、徐志摩、余光中、何其芳、杨吉甫、郭小川、贺敬之、冯至、卞之琳、沙鸥、屠岸、邹绛都是人们熟悉的名字。纵观世界，各国的诗歌也都是自由体与格律体的双轨发展，双峰对峙，双美对照，找不出一个只有自由体诗歌的国家。久麟的这一书写体现了他作为诗评家的智慧和客观立场。而且，本书还将这一百年的新古体诗纳入，这就把眼光放得更为开阔。今人写的古体，的确应该纳入 现代文学范畴。除了一些在马背上写诗的政治家以外，柳亚子、鲁迅、郭沫若、 郁达夫、俞平伯、陈寅恪、赵朴初、吴宓、臧克家、聂钳弩留下了多少名篇佳制啊， 现代人写的流传后世的古体诗的确“汗牛充栋”！
《中国新诗百年通史》近 60 万字，题名点姓论述的诗人就多达200多人。 这样宏大的著作按照现在的通行做法，由一两位知名学者担任课题主持人，组成多位年轻人参加的课题组，然后分头去写。这样操作出来的成果往往质量不高：各章节的水平参差不齐，文字风格也相去甚远。这样的集体成果我称为“有体无魂”。所以，我读到的新诗史著作，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往往都不是一群人合作的。洪子诚、刘登翰的《中国当代新诗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年5月）、沈用大的《中国新诗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1月）、 陆耀东的三卷本《中国新诗史（1916—1949）》（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 年 6月，2009年 8月，2015年 8月）都是作者自己执笔的扛鼎之作。《中国新诗百年通史》是久麟的个人专著，这是这部书的又一个具有个性的亮点。年近八旬的久麟，不辞辛苦，搜集占有了大量的诗史材料，从史海中打捞出许多闪闪发 光的诗歌珍珠。他不是置身于诗歌作品之上，也不是置身于诗歌作品之外，而是进入诗歌，进入诗歌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经过梳理和研究，才织成了这部充实、厚重、大气的诗歌史。
久麟和我相熟。他对我说，他之所以在76岁的高龄还要来写这个大部头，啃这个硬骨头，是为了实现他的初心，为了完成他在四川大学中文系读书时立 下的“写一部中国新诗史”的心愿。他还说，触发他完成这个大工程的，是我主编的《中国新时期“新来者”诗选》（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8月）。 这几年，他废寝忘食、椎心泣血地投入了这部诗史的写作，经常同我交流写作中 的思索、困惑、体验，也经常给我讲述写作中的感受和欢乐。应该说，我是很了解他这部诗史的写作过程的。
“成功的花／人们只惊慕她现时的明艳！／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了牺牲的血雨”（冰心）。久麟的这部诗史亦是如此！希望读者 能够珍惜它，喜爱它，更希望它作为一部 1917—2017 新诗百年的信史能够流传下去。
是为序。
其二：百年中国新诗辉煌实绩的精彩呈现
——简评郭久麟《中国新诗百年通史》
文/ 钱志富
百年中国新诗发轫于1917年，那是一个真正文化革命和文学革命的时代，一场伟大的新文化运动由新文学运动引爆。海归博士胡适是第一个尝试写白话诗的新文化运动先驱，他的《尝试集》完全颠覆了中国诗歌的固有模式，格律和韵统统废置，文言成为新诗人颠覆的对象。诗歌史学家郭久麟修撰《中国新诗百年通史》有异于其他诗歌史学家的地方在于，他笔下的中国新诗史是从中国新诗的“胎盘期”开始的。《中国新诗百年通史》第二章《新诗的奠基》中史学家的笔伸向了发轫于晚清的那场“诗界革命”。这场“诗界革命”由改良主义运动的旗手们所引爆，既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提倡的革命的理论，也有前赴后继的革命家的伟大实践，而且做出了极大的成绩，产生了黄遵宪、丘逢甲、秋瑾这样的大家、名家。郭久麟从“诗界革命”开启他的中国百年诗歌史的俢撰，理清了中国新诗得以发生的前因和逻辑理路，显得颇有见地。
百年中国新诗经历了一条曲折发展的道路，甚至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十年断裂，作为眼光独到的诗歌史学家，郭久麟始终看到的是中国新诗虽经挫折，但始终昂扬向上的发展路径。《中国新诗百年通史》的第二章和第三章浓墨重彩地描绘了中国新诗的奠基过程和拓展过程，而且这个过程中产生的大家、名家以及他们脍炙人口的作品呈现出中国新诗的辉煌成绩。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各个历史时期，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新时期，中国新诗的蜕变、革新和繁荣都为诗歌史家所注重，在整个叙述之中占了很大比重。
《中国新诗百年通史》第一章是整本通史的总纲，凸显出极高的理论概括能力，著者把百年中国新诗的发展路径一分为三，从浪漫主义、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三种视角进入论题。论题有三：百年中国新诗的浪漫主义诗歌潮流，百年中国新诗的现实主义诗歌潮流，百年中国新诗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这三种潮流此起彼伏，有时候浪漫主义诗歌是主潮，有时候现实主义诗歌是主潮，有时候现代主义诗歌是主潮，这三大潮流共同构建了百年中国新诗的辉煌。郭久麟对这三大潮流都给予足够的注重，不偏不倚，不厚此薄彼，体现了一种难得的史家胸怀。郭久麟自己是诗人，一位学者型诗人，有自己的诗歌观念，但作为一代诗歌史学家，他没有偏爱，更没有偏废，这就十分难能可贵。
《中国新诗百年通史》以各个时期各个流派的诗人和诗作为主线，在文字叙述上提点出作者最优秀的诗作加以鉴赏和批评，既向读者展示了优美的作品，又向读者揭示其价值和意义。这就使得百年中国新诗史成为真正的一部优秀诗歌的历史，而这些优秀的诗歌正是百年中国历史的见证，其历史价值不可低估。这些诗歌及诗歌后面的历史令人震撼。比如，中国新诗“胎盘期”既“诗界革命”时期丘逢甲写的那首著名的《春愁》：“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万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抗日战争时期，艾青、田间和七月诗派诸多现实主义诗人写的那些作品都有巨大的历史价值。
郭久麟有时候还对一些诗作的生产过程情有独钟。女诗人柯岩的《周总理，你在哪里》曾经传诵一时，郭久麟在描述这首诗的生产过程的时候写道：“诗歌代表作《周总理，你在哪里》写于柯岩刚听到总理去世的消息之时，她觉得天塌地陷了，她到周总理的灵堂，对着周总理的遗像，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再哭泣着出来，又再进去，再鞠躬，再哭泣，再出来，再进去；她又去到天安门广场，在天安门前徘徊，看着人们悼念周总理，也在心里回忆起多次见到周总理的情景……”[1]“这时，柯岩想到：要写一首诗，写一首长长的诗，既能抒发自己的感情，又能留住这个历史时刻！她想了又想，写了又写，看了又看，总不满意；再想再写，还是不满意！她突然想起民间百姓在坟前哭灵的形式，想起了陈子昂《登幽州台歌》对天呼唤的形式，运用第二人称，面对茫茫天宇痛切地呼唤……”[2]“接着，诗人运用高度凝练的方式，写人们对着高山喊，对着大地喊，对着森林喊，对着大海喊，表现出天人同悲、山海呼应的境界——”[3]郭久麟的这部《中国新诗百年通史》给读者提供了足够多的诗歌生产的信息，让读者受益。
想写一部中国新诗史，是郭久麟青年时期的梦想，而郭久麟完成这部诗歌史早已经过了古稀之年。郭久麟骨里有诗，心里有诗，眼里有诗。他待诗人如亲人，跟诗人广交游，数十年如一日，他诗歌史的诗人仿佛都是他的亲人，他对这些诗人了如指掌，对他们的佳作如数家珍。他的这部诗歌史复活了一大批诗人，拯救了一大批诗人，他们的作品在他的笔下熠熠生辉。诗人雁翼曾经激赏笔者写王学忠的一篇文章，通信之后寄来了不少诗歌作品，可是这些作品在笔者读来简直索然寡味，觉得著名诗人雁翼简直是一位平庸的诗人。这次在郭久麟的诗歌史中读到雁翼青年时期的《在云彩上面》，觉得青年时期的雁翼是如此才气逼人，他的诗歌作品如彩云一样多姿多彩。“我们的工地在云彩间，/我们的帐篷就搭在云彩上面。/上工的时候我们腾云而下，/下工的时候我们驾云上天。//篝火的青烟升入高空，/带着我们的欢笑飞过群山，/它告诉我们亲爱的祖国，/你的儿女战斗在云彩上面。”诚如郭久麟所说，“这些诗句用夸张的手法，营造了诗情画意的境界，把建设者的劳动诗化了、 美化了，把建设者艰苦豪迈的战斗生活和乐观旷达的感情表现得富于诗意和情趣。”[4]
《中国新诗百年通史》第八章以较大的篇幅讨论百年中国工业诗歌的发展概况，既有新中国成立前和建国初期的石油诗歌及别的建设战线的诗歌，特别将改革开放以后的“打工诗歌”进行专题讨论，这让人觉得很别致，很新鲜。的确，打工群体中也产生了不少优秀的诗人及作品，他们应该进入中国新诗史。
诚如诗歌批评家吕进所说，自由诗是中国新诗的主体和光荣，但自由诗不能取代格律体新诗，格律体诗人也应该尤其历史地位。《中国新诗百年通史》第十章就是中国百年格律体新诗专章。中国格律体新诗还是有实实在在的成就的。闻一多、徐志摩和朱湘等新月派诗人都是实践格律体新诗创作并做出了成绩的人。郭久麟还讨论到二十一世纪在实践格律体新诗创作上有实际成就的一些诗人，如万龙生、王端诚等诗人，难能可贵。
郭久麟还辟专章讨论了中国百年少数民族诗歌的成就，这个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早年的纳·赛音朝客图、巴·布林巴赫、铁依甫江·艾力耶甫、克里木·霍加、晓雪、擦珠·阿旺罗桑、饶阶巴桑、伊丹才让、金哲、包玉堂、韦其麟等，后来的吉狄马加、萨仁图娅、冉冉、娜夜、巴音博罗等都是闪光的名字。
百年古体诗创作也受到诗歌史家郭久麟的关注。“五四”运动以来，柳亚子、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郁达夫、闻一多、田汉、周作人、林语堂、胡风、于右任、邓拓、冯友兰、胡绳、于右任、沈钧儒、续范亭、赵朴初、刘征、聂绀弩、邓拓、陈寅恪、钱钟书、刘征、王力、周谷城、牟谊之、臧克家等文人学者，写了许多旧体诗词，影响很大。
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陈毅、叶剑英、董必武、徐特立、林伯渠、吴玉章、胡乔木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古体诗词郭久麟将旧体诗创作作为附录放在诗歌史的最后，这也是颇具兴味的。
由上可知，郭久麟的这部《中国新诗百年通史》在结构上的确做到了“体大虑周”，“体大”是面，中国新诗百年的各大主要方面不能遗漏，不能回避，必须面面俱到。“虑周”是点，是细节，是肌理，是诗歌史的血肉。点面结合，方为信史。
《中国新诗百年通史》写成之后，郭久麟将之呈于著名诗歌理论家、批评家和诗歌史家吕进先生审阅并赐序。吕进先生通读之后欣然命笔，序的题目就是一种肯定性评价，“椎心泣血，据事直书”是对郭久麟辛苦付出的赓扬。“年近八旬的久麟，不辞辛苦，搜集占有了大量的诗史材料，从史海中打捞出许多闪闪发光的诗歌珍珠。他不是置身于诗歌作品之上，也不是置身于诗歌作品之外，而是进入诗歌，进入诗歌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结构，经过梳理和研究，才织成了这部充实、厚重、大气的诗歌史。”[5]笔者同意这样的评价，郭久麟的确写出了一部“充实、厚重、大气的诗歌史”。
注释：
[1]郭久麟：《中国新诗百年通史》，西南大学出版社，2025年，第305页。
[2]郭久麟：《中国新诗百年通史》，西南大学出版社，2025年，第306页。
[3]郭久麟：《中国新诗百年通史》，西南大学出版社，2025年，第306页。
[4]郭久麟：《中国新诗百年通史》，西南大学出版社，2025年，第255页。
[5]吕进：《椎心泣血，据事直书——郭久麟<中国新诗百年通史>序》,《中国新诗百年通史》,西南大学出版社，2025年，第5-6页。
附录:郭久麟简介
郭久麟，重庆市渝中区人。四川外国语大学中文和重庆人文科技学院教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任重庆市作家协会影视创委会主任，重庆写作学会秘书长副会长，重庆国际友人研究会秘书长副会长，四川大学重庆校友会会长、荣誉会长。出版传记文学《陈毅青少年时期的故事》《罗世文传》《袁隆平传》《从小八路到大诗人一一雁翼传》《梁上泉评传》《柯岩传》《从牛圈娃到名作家一一張俊彪传》《德艺双馨的花鸟画大家：方凤富》，理论著作《文学创作灵感论》《中国二十世纪传记文学史》《中国新诗百年通史》《传记文学写作论》《传记文学写作与鉴赏》《散文知识与写作》《文心探秘》，诗集《爱的琴弦》《锦江恋歌》，散文集《郭久麟散文集》《探秘女儿国》，长篇历史小说《风流帝王》等三十余部。
来源：重庆市合川区作家协会会刊《钓鱼城文学》（微信公众号）
核稿：张 望
审稿：陈子明
编辑：邓 川 沈仁桧
供稿：京视网重庆选题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