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建村大院的往事
文/岛上小舟
淘气玩耍的孩童时光悄然远去，八岁那年，我入了文化里小学——这所学校恰是新建村的学区校。记不清家里从开滦路一号搬到新建村大院八十八号的具体日子，唯有母亲常念叨的搬家情景，至今清晰：那时全家的家当，全靠自家那辆竹制小孩推车运过来。我是家中长子，那竹车曾是我的“专属座驾”，后来更成了家里的“运粮专车”，去粮店买粮食全靠它。
小时候不懂母亲为何总提搬家的事，长大才明白，她是想让我们永远记得那段艰难的过往。那次搬家，全家唯一的“家具”，是姥爷亲手钉的一只小木箱。父亲抗美援朝回国后，一九五四年因病转业到市委组织部，当时实行供给制，不发工资。父母组建新家庭，白手起家，日子过得紧巴巴，每一步都不容易。那趟搬家，正是那个年代普通人家生活的真实缩影。
新建村的住房虽小，却算五脏俱全：一间小灶间，能生火、烧炕、做饭；里屋是通长大火炕，早晚摆上小桌就是全家的餐桌，夜里铺好被褥便是床铺。一家老小挤在这儿，倒也其乐融融，比先前住的开滦路一号市委单身宿舍强多了。屋里地面铺着青砖，冬天扫地得先喷点水，不然灰尘能飘半天；夏天则总透着潮气，最有意思的是发大水那年——半夜睡觉时，忽然听见“吱吱”的冒泡声，低头一看，竟是几只小螃蟹从潮湿的地面爬出来，在屋里“嬉戏打闹”。
小学一年级升二年级时，班里竟有二十一人留级，至今想不通原因，或许是考题出得偏了？升学的同学，我到现在还能叫出名字，可留级的伙伴们却渐渐记不清了——偏偏留级的，大多是新建村一起长大的孩子。好好的一个班就这么散了，升学的同学被分到一至四班，现在想起来，仍觉得有些可惜。
在文化里小学上学的六年里，几位老师让我终生难忘。一年级的班主任周老师，二至四年级的张老师，后来的顾老师，其中印象最深、也最亲近的是周老师。或许是刚入学时我们什么都不懂，像刚踏入社会的“小懵懂”，周老师待我们格外热心，像照顾自家孩子般亲切，后来她调去了清真街小学。还有临时代课的廉老师，家在离市区不远的廉庄；教体育的红老师、杨老师、陈老师、王成老师；教画画和教唱歌的李老师；同学袁霞的妈妈韩老师——袁霞当年唱的《樱桃好吃树难栽》，过了几十年，旋律在我耳边响起时，依旧觉得好听。
同住一个居委会的李颖老师和蔼可亲，而“眼镜徐老师”则格外严厉。我还记得比我低一年级的小良他们班，班主任是位又黑又胖的李老师，总瞪着大眼睛，严厉得让学生们有点怕；还有默默付出的王凤朝校长。不知为何，那些可敬可爱的老师们辛勤耕耘，总在我心里留着深深的印记。
新建村东边是第三中学，学校后面有个足球场，足球场旁挨着“三中湖”——其实就是个大水坑。我们一群小伙伴常去湖里钓鱼，水里的“肉钻子”（蚂蟥）格外多。湖的北边，水里还露着几块棺材板子，估计以前是片野坟地。三中湖紧临河堤，护城河上有座独木桥——活了七十年，这是我见过、走过的唯一一座独木桥。每次上去，心跳得厉害，身体摇摇晃晃，总觉得要掉下去，却又次次化险为夷，提心吊胆的，反倒觉得好玩。一有空，我们一帮小伙伴就约着去走独木桥。
大海落潮时，独木桥底下的水变浅，有的地方露出滩地。天黑后，我们提着嘎斯灯去照螃蟹，一抓一个准。那时有一种长的形长方的螃蟹，现在已很少见了，当地人叫它“老蟹”，滩地上密密麻麻爬满一层，我们却看不上，只捉叫胖小的螃蟹，回家做螃蟹酱或蒸着吃，又肥又鲜，滋味格外香，下饭的好菜。后来独木桥改成了小板桥，可对面来人还是错不开，得等一方走过这边人才能走，所以改造成小板桥人们行走稳当多了。
过了独木桥，北边是当时的“大粪公司”（后来的环卫队）和调味厂，再往前走就是广阔的农村土地。发小李艳生的爸爸，屁股上总挂着一把手枪，我们也不知道他是做什么工作的。每到秋天的周日，他常带我们过独木桥，拿着抄螃蟹的网抄子，去西盐务村边的芦苇坑抓青蛙，用青蛙腿当钓螃蟹的诱饵，每次都能钓一水桶。那时农村的芦苇坑随处可见，水坑边上种着一片片苎麻——苎麻的皮能做纳鞋底的麻绳，杆没什么用，农民收割后放在地头晒干，回家当柴烧。有时我们也就地取材，用轻巧结实的苎麻杆当钓杆。每次钓完河螃蟹收工，我们踏着夕阳的虹霞回家走，肩上扛着、手里提着满满的收获，心里的高兴劲儿就别提了，哼着小调，把满身的泥巴早忘到了脑后。
新建村大院东边隔一条小路，是教工宿舍平房，全市不少学校的老师住在这儿；新建村大院后是几排后建的交通局宿舍平房，那帮孩子特别淘气，动不动就骂人打架，跟我们大院的孩子玩不到一块儿，我们和他们井水不犯河水，各玩一方。交通局宿舍后面紧临河堤，那时河堤的斜坡上，不知什么原因，常能看到被丢弃的死婴。河堤路上行人极少很冷清，我们上下学都不愿走那儿。
这段护城河上还有座“红桥”——顾名思义，是座刷着红油漆的木桥，连接民族路南北，方便行人和车辆通行。几十年过去，木桥早改建成钢筋水泥大桥，可当地人还叫它“红桥”，它是秦皇岛老辈人抹不去的记忆。从河堤上的红桥沿民族路往南，第一个是农机修理厂，大门口立着一个钉马掌的木栏架子，当时这是修理厂的“标志”，后来工厂技术和综合能力强大了，成立建材机械厂；接着是园艺队的几户小平房，紧临是少有人行走的小胡同，是园艺队几个住户出入小路；然后是豆腐社——后来改成了糕点厂，豆腐社靠新建村大院西边的围墙，都是铁丝网围墙，它们院子内，一排排特制的竹杆上挂满了刚刚做的粉条，晒在院内都是，我们一群淘气包，不管家长怎么教训，还是越过铁丝网，揪些晒干的粉条，放在火炉上烤——“吱吱”响着，瞬间膨化，又脆、好吃、好玩，还能解馋填肚子。
豆腐社紧临武装部大院，旁边又是条胡同，是新建村院住户人们的主要出行路；紧接是公安局看守所，门牌号是六十六号——这号码老秦皇岛人家喻户晓，犯罪分子听了就哆嗦，也是岛上人们永远忘不掉的记忆。六十六号过去，就是清真街十字路口。
在文化里小学上了六年学，我们每天上下学要路过北市场，北市场东面有两扇大铁栏杆门，东北角是射击场，北边一下雨就积水成了河，——有一年，新建村一个孩子在这儿戏水，因为不知水深浅，不幸溺水身亡。北市场中间是四百米标准跑道和足球场；西面正中间是开大会用的主席台，主席台北侧后来建了台阶式看台；南侧是一排小饭店；南边是副食品商店和冰棍房——那是当时全市最大的冰棍生产地，经常能看到外面排着长队，全是等着批发冰棍的人；再往下就是河北大街住户几间平房。
我们见证了北市场的变迁；从最初的老百姓卖菜、卖旧货的自由市场，建成体育场，再成为全市唯一的大型集会场地，后来不知为何原因，这儿被挖成一个大深坑，下雨积满水，老百姓叫它“来利湖”，现在已建起了高楼大厦和华丽商场——城市的变化，真是翻天覆地。
文化里小学上学时，每天早晨，我都和新建村大院几个要好的同学一起上学，顺路在北市场吃早点，冬季天蒙蒙亮，我们就从炕上爬起来，有时脸都顾不上洗。每人每天花两分钱，买一碗豆腐脑或豆浆，自已带干粮——大多是玉米面窝头。偶尔有同学的家长多给几分钱，能买张油炸饼吃，我们都眼巴巴地看着，心里满是羡慕。那时候吃豆腐脑，我们能一次又一次地加卤，记不清加了多少回——因为卤是免费的。北市场西南边的小饭店，我们几乎吃遍了，从没琢磨过好不好吃，只知道吃饱不饿，高高兴兴地去上学校。
记不清具体是哪年哪月，早晨上学时，雨就开始下，一直没停，好像天漏了似的，中午放学时，雨小了点，却没有停的意思。我们从学校后门的小木门出来，没走多远，就遇到一条齐腰深的水沟——这是回家的必经之路，雨水把路全淹了，看不清平时走的道路，水还形成急流，一个人根本没法行走，我们只好手拉手，在水里慢慢挪，生怕掉进看不见的坑或沟里。走着走着，总感觉有东西撞腿，低头一看，水里竟有好多鱼——后来才知道，上游的养鱼池被大水冲垮，鱼都被大水冲了下来。
在水中走难迈步，有同学建议上河堤走，可到了河堤上，我们才发现人根本站不稳，护城河水已经满漕，浑浊的河水翻腾着，像有大水怪在底下折腾，格外吓人——估计大人见了也会害怕，我们赶紧从河堤上下来，只能继续在看不清路的雨水中慢慢走，手还要撑着伞，穿过北市场往家挪着走，不知走了多久才到家，正好下午学校通知放假半天。
五、六十年代，家家孩子都多，多的有八、九个，晚上挤在一个炕上睡觉，少一个都未必发现，这是真事！普通家庭也至少有四、五个孩子，日子过得困难，吃的不好，更别提营养品，衣服是老大穿小给老二，老二穿小给老三，一个个往下穿。可就算这样，孩子们都饿不着，每天无忧无虑，打打闹闹，玩得挺开心。发愁的是父母，为了柴米油盐，夫妻俩拌嘴吵架是常事。但那时的社会风气正，治安也好，人们的思想觉悟高——我们上下学不管多远，从不用家长接送。
孩子们生活上苦，但从不矫情，大概是习惯了。冬天手脚冻得肿起来，也没人喊疼，有点头疼脑热的小毛病，不用父母管，也不吃药，顶多能吃到点小炉果、核桃酥或槽子糕，休息一天，睡一觉就好了，难道那时候的点心含“灵丹妙药”？当然不是——只是那时物资匮乏，孩子们缺营养，吃点“好东西”心情一好，小毛病自然就扛过去了。要是能吃上“小八件”这样的高级点心，估计孩子们能高兴得去北市场跑上十圈八圈的。
那时候，新建村大院的居委会特别务实，总想着帮生活困难的人家，他们经常从市针织厂、火柴厂领来缝手套、糊火柴盒的手工活，分给特困户，让大家能挣点钱补贴家用，解燃眉之急——那才是真正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新建村大院西南角有一口压水井，全院住户的洗衣、做饭、饮用水全靠它，那地下水格外好喝，夏天刚压出来的水冰手，我们常把买来西瓜放在水里面冰镇，吃起来透心凉。挑水是男人们的活，家家都备着大水缸储水。冬天井沿上结满厚冰，挑水格外费劲，可父亲每天早晨都起得很早，把家里的水缸挑满，从不让我们为用水发愁。
新建村大院门口右边，原先有个小铺，两个老头看店——一个瘦高，一个矮胖。铺子里油盐酱醋等等日用品基本都有，在当时算很方便了，而且老头们的服务态度特别好，热情又周到。后来小铺扩建成较大副食品商店，卖的货物更齐全，给新建村大院的住户们添了不少便利。
在新建村，小男孩剃头是个不大不小的事，——那时会剃头的人少，剃头工具也不好买，只能等常来的剃头师傅上门。我们一群顽皮孩子，给师傅起了个外号叫“刘大白话”，可他的手艺是真不错，能给小孩剃各种发型，他的剃头包里总装着小玩具，给剃头的孩子玩，所以孩子们见了他，从不哭闹，乖乖听话。其他剃头师傅来了，孩子们都不配合，只有等“刘大白话”来，家长们也省心，。而且家长们也爱听他讲天南海北的故事，真是一举两得。
大院里还有个专门劈柴的老者，他在院子中间放了个大树墩，手里一把锋利的板斧，谁家有柴禾需要劈，找他就行，他会按人家的需求劈成合适的大小，不知道三百六十行里有没有“劈柴匠”这个行当，反正随着时代发展，这个行当早已消失，再也没见过了。
后来，新建村大院大门口外建了两户宽敞的平房，传说是给级别高的干部家住，在当时成了大院里的新闻，人们议论纷纷。大院后面最后一块空地，又建了两排平，那时我家刚搬出新建村，听说建房挖地基时，挖出了一口水泥棺材——施工队没设备，也没吊车，弄不动，把棺材就地埋在了新房的东墙根下，当时不少人说这事儿不吉利，各种迷信的话传得沸沸扬扬，可后来住进去的人家，过了好多年也没事，更没听说有“鬼魂打扰”。那会儿，这事成了全秦皇岛最热门的话题，如果放在现在，肯定会被新闻媒体争相报道。
至于新建村大院后来又发生了什么故事，我就不知道了——1966年文革开始前，我们家又搬到了新地方。
如今再看新建村大院，早已不是当年的模样，一栋栋新楼房拔地而起，变化翻天覆地。秦皇岛这座百年小城，蒸蒸日上，蓬勃发展，正在跨入建设中的现代化城市。
作者简介：白会元（笔名：岛上小舟），男，1955年生。1974年参加工作，1976年参军，1984年调入秦皇岛市公安局，从警三十余年，2015年退休，警衔为二级警督。2024年，为曾服役的部队二一六团《加修连风采》一书
撰写了《那些不曾忘记的回忆》一文。现为秦皇岛市公安作家协会会员。
编辑：韩秘宝
审核：陈子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