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贸小楼——那难以忘却的童年时光

文/岛上小舟

从我记事起，便和姥姥姥爷一家住在外贸小楼。那是两栋东西相对的小楼，尖顶瓦檐，虽不知是何种建筑风格、出自哪位设计者之手，却是五十年代初秦皇岛少见的景致。两栋小楼自成一方小院，外围是木板条锯成尖尖篱笆，起初还有扇木门，坏了便再没装过——那时邻里和睦，风气纯良，从不用为安全忧心。门前那棵大柳树，是夏日里众人乘凉的好去处。

西楼带个小后院，几十棵参天槐树遮天蔽日，地面铺着细细的海沙，干净得叫人舒心。槐花盛开时，香气能飘出老远。我总记得，夏天里老姨和同学们搬张小桌在后院看书，树荫底下凉丝丝的，偶尔树上掉下个毛毛虫，能吓得她们尖叫着四散跑开。

可到了六十年代初挨饿那年，小院里的槐树一到花季，就只剩树尖还留着点槐花，其余早被人折去充饥了。

院门前原是条与大海相通的小水沟。涨潮时，常有小鱼小螃蟹顺着水爬上来；退潮了，沟底便光秃秃的。后来这水沟成了排污的脏水道，起初敞着口，没多久就不得不盖上水泥板——这水沟的变迁，反映着世代居民对环境的治理和变化。

小楼里是通自来水的，楼上楼下都能方便取水，在当年算是极讲究的配置。院里还给每家设了存煤的池子，管理得井井有条，比现在不少单位都规整。更难得的是，楼里人公共意识强，觉悟高，日子过得舒心又和睦。

姥姥家在西楼，因是军属，单位格外多分配了一间房。西楼共住十二户人家，木地板的楼道总擦得锃亮，连如今的某些办公楼怕是都比不上。楼道挂着值日牌，每家轮流打扫，共用的自来水房和厨房总是干干净净。谁家做了什么饭，全楼层都知晓，却从没有过争执。各家做饭的铁炉子是统一配的，为了防火，炉下还装了包铁皮的炉盘，每家桌椅床铺都是单位配发的，搬家时不用带走，基本生活所需全给周到了。

邻里间亲如一家。姥姥家对门住着田姥姥和田姥爷，老两口性子和善，至今想起来，仍叫人深深怀念。

东楼也住着十几户，情形与西楼相仿。我们这群孩子的“孩子王”是建国、卫国哥俩，就住在二楼。二楼南边最里头那间，住着位姥爷——记不清是姓乔还是姓赵了，只知他在外贸部门工作，独身一人，总爱逗我们玩，讲些好听的故事。我们最爱往他屋里钻，不为别的，就想躺躺那张特别软的老式弹簧铁床——那会儿哪见过这样的床，新奇得很，当时真是稀罕物。他屋里还有些模样古怪的书，长大才知道是线装古籍，得从右往左读。二舅常去他那儿借书，拿回些我们看不懂的册子。

小楼院门往北五十米，斜对面是老市委大院。院门口爬满藤树，枝蔓绕着大门搭成凉棚，雨天能避雨，花季便缀满香喷喷的紫色花朵，到了秋天，像大豆角似的果实挂满藤条。我们这帮孩子总想着摘几个玩，许是那时实在没什么玩具，又或是孩子天性里的顽皮作祟。爸爸当时在市委组织部上班，可我总共只进过那大院一次。

市委大院正对面，是玩伴张来勤家，院里有棵粗壮的糖梨树，枝繁叶茂。秋天结果时，土黄色带绿的小糖梨挂满枝头，大小像山楂，那滋味甜得很，如今再没见过这种果子。我们总想尽办法摘几个，哪怕一个也好。

一九六〇年的一个冬日，姥爷从农村买回一大袋萝卜。全家人围着炉子，把萝卜切成片贴在炉壁上烤，那股子萝卜香，当时觉得比什么山珍海味都好吃，后来却再也尝不到了。

那时海货便宜得很，毛蚶子三分钱一斤都少有人买。老话讲“靠海吃海”，水性好些的人去海里捞，总能满载而归，一分钱不用花。有次三舅下海捞回满满一洗衣盆海货，毛蚶子、海螺、螃蟹样样有，全家连着几顿吃，结果集体食物中毒，险些出了大事。这才明白，海鲜得吃新鲜的，哪能当主食充饥？真是深刻的教训。

也是一九六〇年，姥姥带我坐火车回了趟山东老家——掖县三元村，住在大姥爷家。记得大姥爷家最小的姨还在上学，总在厢房里看书，一天不怎么出门，大姥爷叫她做事，她总尖着嗓子不愿动。后来听说，她嫁给了曾在姥姥家养伤的八路军小司号员的儿子。

山东农村的一切都让我觉得新鲜。头回见驴拉磨，见毛驴怎么还戴着眼镜干活？我直纳闷，惹得大伙笑——原来那是“蒙眼”，怕毛驴偷吃碾好的谷物。农村养猪是在深坑里圈养，人蹲在坑边解手，总怕一不小心掉下去，实在不习惯，不知如今这习俗改了没有。

在山东那几日，我总想吃地瓜，偏偏有回见一头猪在地里拱出些地瓜，不知怎的，田埂边角总藏着漏收的果实。地头的打谷场上，晒干的花生秧上挂满荚果，我摘了不少，还专门挑那种三个长在一起的花生，当时没见过，就叫它“老头花生”，用线串起来，装了满满一袋带回。

有天跟姥姥走亲戚，过了两条清澈却湍急的小河。踩在过河的石头上，总怕被冲走，姥姥说，这小河是靠水流发电的——我还是头回听说、头回见到。过了两道河，很快到了一个村子，在空旷的大院里见到了太姥姥。她已过百岁，身子骨却硬朗得很，不光生活自理，还种着两畦红萝卜，打理得整整齐齐，长得特别旺盛。写到这儿，忽然想起姥姥，她晚年也是生活自理，从不要人照顾，百岁时安详离世。这是遗传，还是天意？我格外想念姥姥。

西楼后边挨着市委宿舍小院，两排青灰色瓦房整齐排列。对面是市委领导们住的平房和洋房，最西边有个小卖部和一座水泥碉堡。过了南北小路是文化宫，小时候总爬文化宫的高台阶玩；再往前是蓬莱路小学，教室是带外走廊的红尖顶瓦房，一根根廊柱透着别样的韵味——民国时这里原是所女子学校。往前左拐有灯光篮球场、港口俱乐部，往南是足球场，常能看见外国船员和港务局、耀华厂的球队踢足球，也见过日本船员打垒球。再往南，就是大海了。

小楼东边是港务局职工大食堂，紧挨着吉星里胡同的平房。有一年过年，食堂为改善伙食宰牛，那头大黄牛跪在地上流泪，许是知道自己要成盘中餐了。换了几个厨师都下不去手，最后来个满脸凶气的师傅，举刀砍下牛头——那股狠劲，实在惊人。后来听人说，他曾是国民党军队的连长。这事是我亲眼所见，至今记得清楚。

吉星里平房住户不多，孩子也少，我们小楼的孩子常跟他们打架扔石头，总占上风。只有小六、小七哥俩不服，见了面就打，直到他们家搬走，这“战事”才平息。

平房里住着两位年长的女校长，一高一矮，总是结伴出行，气质不凡。她们分别是光明路小学和青云里小学的校长，终身未嫁，听说民国时就加入了什么组织。她们的故事怕是没人知晓了，早已随岁月湮没在历史长河里。

吉星里有个挑着扁担送水的人，在当时显得格外特别——秦皇岛别处少见这营生，也就道南一带才有。那时自来水不普及，道南算少数通自来水的地方，道北多是铁压水井。后来运动时，这送水人家被抄了家。我们一群孩子挤着看热闹，见抄出满满二箱用红绳串的大钱，还有些扇骨。当时不懂，只纳闷留这些破扇骨做什么，如今才想，那许是象牙的。抄家时还翻出张大学毕业证，大伙都稀奇：大学生怎么还挑水呢？抄出来的东西不少，堆在门口烧了，孩子们捡了没人要的画轴打闹，把旧唱片往天上扔，比着谁扔得高、扔得远。

建国、卫国哥俩是孩子王，常带我们去海边洗澡。离海太近了，走海滨路时没什么人，我们光着屁股就往海边跑，稍大些才换上红三角裤衩，踩着烫脚的马路和沙子，在熟悉的浅滩玩水、打水仗。我们从不敢走远，最远就到沙子埋了半截的水泥沉箱那儿——沉箱上刷着醒目的标语：“锻炼身体，保卫自己！”不敢远走，也是怕遇上“拍瓜”的坏人，传说他们手上抹了药，专拍小孩，想想都吓人。

我们还爱捉蟋蟀、斗蟋蟀。起初在院里的煤堆、砖瓦缝里找，后来跑到东山的山石草丛、港务局的铁路路基上搜。捉到了就放进纸折的蟋蟀筒里，哪怕踏着晨露、顶着烈日，也乐此不疲。只是多数时候捉不到能打的，净是些没战斗力的“棺材头蟋蟀”，没人要。要是逮着紫牙、钢牙、会“钢声”“哑声”的品种，能高兴一整天。斗蟋蟀时，大伙围着把蟋蟀放进罐子或罐头瓶，用蟋蟀草引着它们相斗。有的蟋蟀会主动进攻，赢了就振翅狂叫，那声音好听极了。谁的蟋蟀胜了，谁就乐得合不拢嘴，像得了宝贝似的。

七八岁那年，秋末的一个傍晚，天气格外晴朗——那时没污染，也没高楼遮挡，远处的北山看得清清楚楚。我们正玩着，突然有人大喊“快看”，只见北山方向的高空飞着一群孔雀，大人们也纷纷出来看，还有人说是凤凰。那景象太神奇了，可惜太阳一落山就看不清了，像场梦，却让人记了一辈子——这样的奇观，怕是没多少人见过。

后来还有一年，不知从哪儿飞来无数灰白色大鸟，脸像猫头鹰，密密麻麻遮满天空。人民公园的树上落得满满当当，连树叶都看不见了。这些鸟停留了几天，不知飞向了何方。后来听说是“外国客人”，这辈子能见到这么多大鸟，也算奇遇，只是这般自然景象，恐怕再也见不到了。

每逢初一、十五落大潮，我们就结伴去赶海。那时挖的蛤蜊是圆白底色、带点黑斑的，花蛤比现在吃的大得多，还有黄蛤、海蛏子、小螃蟹、毛蚶子，以及一种像豆角、拖着小肉尾的贝类，煮熟了一样鲜美。有时在齐腰深的水里玩，脚下踩着水草，常会踩到大海蟹或特大花蛤，收获些惊喜。只是那片熟悉的浅滩，早已被填海造田，修成了码头，再也回不到从前的模样了。

记得海边沙滩上有几块平躺的大青石，刻着看不懂的外文。有人说那是外国墓碑——他们回不了故乡，便葬在海边，好日日遥望故土。

小时候常见走街串巷收破鞋换碗的，只要听见吆喝声，孩子们就全跑出来看热闹，争着拿破塑料鞋、旧牙膏皮换些泥巴做的玩具。最不值钱的是能吹响的泥哨子，吹久了满嘴白印，泥巴还会掉色。那时卖臭豆腐的也走街串巷，我们这帮小孩总跟在后面喊：“臭豆腐，酱豆腐，小孩吃了烂屁股！”故意给人添乱。有回刚开春，天还冷，突然下起雨来，卖臭豆腐的急着收摊，有人问他急什么，他说“春雨贵如油”，得赶回去种地。这句农谚，我那时似懂非懂，却记了一辈子，后来才明白，遇上春旱，水真的比油金贵。

到了蝈蝈叫的季节，我们没钱买，就去东山捉，可折腾了大半天也没捉到一只真蝈蝈，净逮些长得像蝈蝈却不会叫的“蝈蝈驴子”——现在想来，许是大人们逗我们玩呢。那时东山人少，树林密，杂草高，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只有海浪声远远传来。偶尔能见到海军小院和直立的白色灯塔，树林里还有双人石椅。海边西侧有两座高大的“王八驮石碑”，周边乱石丛中常有土黄色的大蛤蟆。如今再去，只剩杂草了——听说石碑在“破四旧”时被推入海中，碑文内容无人知晓，那大蛤蟆，怕也早已不见了踪影。

小时候流行弹玻璃球，大伙围着在地上挖几个小坑，玩“弹入窑”；或是画个大三角形，把球放进去玩“弹炸”，还有好些玩法，记不太清了。冬天里，小伙伴们手冻得通红、发麻、僵硬，裂着口子，也照样玩得起劲。我只会用“挤瓜子”的手法弹球，既不准又不远，总输，后来就甘拜下风，不跟高手们较劲了，只在旁边看着。

冬天没什么玩的，就盼着下雪。雪一落，就堆雪人、打雪仗，追着跑着，玩得满头冒热气，棉手套早扔到一边。要是雪下得小，我们就找根六七十分长的木棍，末端钉个去掉帽的长钉，做成“武器”，再扎个白菜疙瘩当“子弹”，往自己脚上磕，打出去——冬天穿棉鞋，也不疼，而且那会儿家家户户入冬都存几百斤白菜，扔的白菜疙瘩足够当子弹了，真是就地取材。

在外贸小楼的童年，是无忧无虑的。除了这些，还玩推铁环、片灯杆、煽宝子、煽画片、弹弓打鸟、放风筝、抛石头……能想到的，几乎都玩过。虽是些简单原始的游戏，却陪着我们走过了天真烂漫的岁月。

从没想过，搬走后竟再没回去过。如今想来，后来许是忙着上学，才渐渐淡忘了。

真怀念那段时光，想念小楼的发小们，感谢他们曾陪我走过一程。几十年过去，当年的伙伴们，你们还好吗？楼里的姥姥、姥爷、爷爷奶奶们，怕是早已驾鹤西去，淡出了尘世。那座热闹又干净的小楼，也不知何时消失无踪，许是完成了它的使命。往事如烟，怕是没多少人还记得了。

若能穿越时空，真想再回到童年，在小楼院里多待一会儿。

小楼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吧。

作者简介：白会元（笔名：岛上小舟），男，1955年生。1974年参加工作，1976年参军，1984年调入秦皇岛市公安局，从警三十余年，2015年退休，警衔为二级警督。2024年，为曾服役的部队二一六团《加修连风采》一书撰写了《那些不曾忘记的回忆》一文。现为秦皇岛市公安作家协会会员。

编辑：韩秘宝

审核：陈子明